青帝小说

第14部分（第2页）

他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有四处上好的寓所：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一处在纽约的伯德福德，还有一处在伦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节俭的，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似乎对大吃大喝也不感兴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看到索罗斯。索罗斯的情趣爱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说他喜欢戏剧、音乐，但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

他喜爱服装，每次出门穿着都十分得体。

“我过去喜欢收藏，但确实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93年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喜欢舒适，不过，实实在在地，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国外参观慈善机构，特别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罗斯都避开司机或保镖。

参观大学校园时，有时他呆在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他乘出租汽车，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他步行走完几条街道，有时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罗斯拒绝过一个亿万富翁的生活，给许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谈。泰帕·威姆是一个匈牙利知识分子，负责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机构。有一次，他们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楼里。

“我怎么样可以到那所大学？”索罗斯间。

“你可以乘出租车。”威姆告诉他。

“为什么不乘有轨电车？”索罗斯严肃地问。

索罗斯并不是吝啬，成姆解释说，他很务实。在那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有轨电车是最快的方式，那为什么不坐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栋石灰粉刷的，盖着西班牙式瓦片的别墅，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oo年索罗斯在这里举行了庆祝他的寿辰的舞会。有一个客人说，彼邀请的5oo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百万富翁”。

索罗斯试图给人一种生活节俭印象，不过，这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点误解。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他的四处寓所之间，有水上飞机，但是没有快艇、也没有劳斯·莱斯汽车。索罗斯旅行时，一般乘商业航班（商业阶层）。较少用私人飞机。有一次，索罗斯很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来来往往就更方便。他问柏荣·文对此怎么看。“这个想法不好，”文告诉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飞机，你就会知道，只有驾驶员想用飞机的时候，你才能用飞机。”文建议他什么时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飞机，索罗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些人认为，索罗斯特别腼腆，不过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文说：“他喜欢生活在根舒适的地方。乔治不会带你到处看他的房子并对你说：‘瞧、这一口钟，或者这尊塑象，或者这幅油画。’他槽得物质享受，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喜欢把人带到家里，为他们提供美味佳肴，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方便。”

他经常举行舞会。有时候他会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苏栅要邀请一些朋友共进晚餐“多少人？”苏姆马上会间。“哦，可能50或者75，”索罗斯会作出反应。然后，苏栅就亲自为70个持不同意见的俄罗斯人及其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　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