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正是这么回事。
问各种派生物也起作用吗?你怎么看?
答,实际上,其作用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强,我们的确采纳了交易指数的方式,有时是出于套头交易的目的(所谓套头交易,即在交易所中买进现货卖出期货或反之以避免损失),有时则是要么在长期方要么就在短期方赢得市场曝光率。我们并不玩命地耍弄选择买卖的特权,因为我们不清楚如何将它们融合进为我们所甘愿承当的风险之中,当你赢得了选择买卖的特权,你就在向那些行家里手支付高昂的奖励基金,因为他们向你提供了一种杠杆,使自己能够从中获益菲浅。应当承认的是,在股票交易中立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将股票交换回来,其中所承担的风险比起去赢得选择买卖的特权来,要大得多,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风险时,比起用有买卖的主动权来。我们还是可以更好地克服掉这些麻烦。当你转手出买卖的特权时,你会为承担风险而得到补偿。这可是一件有利可目的事情。只是它通常与一份可加以操纵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中的内在风险并不相容,因此我们很少有机会认同各种买卖特权,它还无法适应我们那座三维架构的建筑——类似于一根伸出窗户,危及整个房屋的大梁柱,这恐怕就是我们相对较少过问买卖特权的缘由了。
问在量子基金会仍处在成长阶段时,你承担的金融风险是否比现在要小?
答不,我得说现在从本质上看,我们承担的风险要小些,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却常常得为生存而战。
问那是什么意思?比如,为了获取一亿美元,平均起来你得借纳多少?
答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在财政证券上的一亿美元,比起投在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上的一亿美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可以试着把事情绪弄简单点。在我们手中并没有一套度量风险的实用或科学的方法。那些置身于各种派生行当的人们通常都有微妙精细的风险考虑,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在度量投资帐目的风险方面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为什么你没有采纳这些量化的科学手段呢?
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它们通常是构筑在市场充足理论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本身与我的不完全理解论和自反律(ref1exivity)背道而驰,我想,在99%的时间里,这些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然而,在剩下的1%的时间里却会狗屁不通。我就是更为关注那l%的时间。我发现了某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并不能为那些假设市场是连续的理论所节略。对于非连续性,我尤其感到兴趣,于是,我发现那些被捧为至宝的度量方式对我毫无用处。
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努力把问题加以简化而非复杂化。例如,当我们处理利润率的事情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都等同于一张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因此我们甚至还把一张时间表兑换成为一张等同于为期30年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我们心甘情愿地沿着三大轴心投入我们的资金,即股票、利率与货币。沿着每一轴心,我们的身影在正负100%之间闪动。然而,其中某些风险彼此兴风作浪,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几乎不愿沿着任何一条轴线,将我们证券的100%置于风雨飘摇之中。
偶尔,还会出现第四根轴心,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在商品交易中抛头露面。最近,我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名日:“量子实业保股基金会( Quantum industriaI Holdings),目的在于进行产业投资。该基金会将其资产的20%保留作与量子基金会相同种类的宏观投资,并且那20%的资产已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会的宏观构架提供支撑或购买力,其余的则保留作为工业资本。至于该基金会非动用的部分,换而言之,那笔被保留作为工业投资但是却并不实际花费的钱,暂时被投放在量子集团的股份当中,这是全新的概念,有可能导致比量子基金本身更能充足有效地使用金钱的结局。
问很显然,某种杠杆装置对于你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你不曾动用这种杠杆,l000美元会变成多少呢?换句话来说,这些年来,量子基金会有多大的收益已彼归功于这种杠杆装置呢?
答(神秘的一笑)这是又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基金会本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经济动物,因为我们之所以采取许多行动只是在于我们动用了某种杠杆,才变得实际可行。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杠杆加以调节,我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某种特定投资的。比起只拥有一份二维的股票一览表就自行其事来,杠杆装置赋予我们大得多的灵活性。如果证券商们对利率持积极态度的话,他们是可能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期限延长至——最大可到一15年的。然而,当他们持有的是消极态度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使得股票平均期限非常之短。我们则有大得多的自由度可以纵横掸阎,游刃有余。当我们身处熊市时,我们就能清仓卖空:当我们身处牛市时,我们倒也不必购置长期证券;我们可以购进短期证券,但是却手中又不闲着,可以使用众多的手段。
问那会更为有效吗?
答可能是这样的吧。我给你举新近的一个事例:在1995年年初,如果你在利率上面看涨,牛气十足,就如同我们一样,或者说,如果你相信联邦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蓄署)
会停止紧缩银根的政策,你就可以在短期证券上大发横财,而在长期证券上收获就会相对较少,因为短期证券要运作得比长期证券出色得多。
问因为产出曲线发生了变故。
答是的,我们的确时常进行这种所谓“产出曲线式的交易”(a yield carve trade),即使得长期证券与短期证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已为众多力图缩小其风险的华尔街因内高手所做到。但是,我们并不从事过多的产出曲线式的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利率的大方向,倘样于其中的证券市场的目的只是一道配莱。相比之下,许多大内高手无所事事,只是以一类证券去与另一类相交易。
问在分析金融管理家的成功之道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确定的是,资产分配管理至少可以对股票证券结果的80%加以解释,股票选择和其他因素仅占大约20%,你对资产分配有何看法吗?
答没有,我想你所说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宏观”中挣得了我们大部分资产的,而“宏观”就是资产分配的三维等同物。它能够更为有效,因为在一纸有价证览表上,你只能分配出符合某种特定投资理念的一部分证券,而按照我们的宏观观点,我们通常能分配超出我们资产的证券。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且使其鹏程万里,还有其他方面吗?
答噢,我们对于投资者的理解与其他的金融管理业者并不敢苛同。我们可是一个多劳多得、论功行赏的基金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按照利润比例的大小而获益的,而非依据我们运作的资金的数量。绝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旨在吸纳尽可能多的资金,然后,再对这些资金进行体面的管理,以使得投资者不会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其资金规模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所能掌握的资金的总量而图谋生计的。我们则试图让基金会的利润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我们能够从利润当中获取某种份额的收益。而且,这种利润是以绝对条件来度量的,而非相对于某种指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在基金会,我们拥有自己的资金,而我则是该基金会中一个重要的股东。由于我们能将论功行赏所挣资金重新投入基金会里,那么,基金会存在得赵长久,其业绩越是成功,管理阶层所拥有的资金份额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务必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因此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的投资者的理解应该是,他们是由我们驾驶的汽车里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契约关系的本质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下是一种托付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得履行我们的信用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