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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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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其缩写恰好是EPIC①。当他在初选中一路领先的时候,就再也没人把他的竞选看做是一个笑话了,1934年11月,通过新闻媒体、电影工业和保守派公民最卖劲的努力,他才以微弱差距输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梅里亚姆。这场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身后留下了一些无声的证据——EPIC咖啡馆,“新经济”理发店,以及“人人富足”商店——在那些偏僻的社区里长期幸存了下来。

1934年1月,正当EPIC的呼声依然高涨的时候,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弗兰西斯?E。

汤森医生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于是,专门为老年人配制的一剂更简单的繁荣万能药就这样产生了。创立者汤森博士是一位瘦骨嶙峋的医生,经过长期斗争才在堪萨斯州安家落户,并在黑丘悬壶行医,最后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成为一名助理卫生官。根据“年轻人为工作,老年人为悠闲”这句口号,他建议:应该从2%的普通交易税收入中每月支付给每个60岁以上、品行良好的失业者200美元,这笔定期生活津贴应该在下一个发放日之前全部花完。快速流通货币的观念——对此表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速度神话”——对那些天真的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无视统计学家们所提供的数据:要拿出国民收入的将近一半,才能满足汤森代表800~1;000万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像所有营业税一样,这项税收也会最沉重地落在工薪阶层的身上。

汤森圣战从已经败下阵来的EPIC大军那里获得了兵力的补充,并正向全国各地蔓延,在两年的时间里募集到了将近100万美元,其手法是通过捐赠、纸牌晚会、舞会、大家缝聚会、抽彩募捐和慈善餐会,以及通过给《汤森周刊》(Townsend

Weekly)捐款,这份杂志把家庭小窍门与疝气带和假牙广告混在一起。这场骚动毫无疑问加速了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的通过。第二年,汤森声称有500万成员。有些政治家(两党都有)满怀希望地支持这场运动,但1936年的总统选举却证明:汤森的追随者及其他非正规军所组成的、以国会议员威廉?莱姆基为候选人的联合党并没有太好的表现,满打满算也只得到了90万张选票。罗斯福和大多数新政参与者都反对这一计划,这一事实让那些并无多少信念的追随者们灰心丧气。国会对汤森医生的调查,以及1937年初对他蔑视白宫的定罪,也加速败坏了这场运动的名声,这意味着,一场令人同情的圣战成了煽动和谋利动机的牺牲品。

它的腐烂为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株希望和异端的蘑菇提供了赖以生长的腐殖质。这一次的几个发起人比汤森医生更世俗,本质上是些玩世不恭的家伙,他们有:一个名叫罗伊?欧文斯的专家治国论者,劳伦斯?艾伦和威利斯?艾伦兄弟(他们显然获得了收益的最大份额),以及罗伯特?诺布尔(此人后来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法西斯主义煽动而进了监狱)。这就是所谓的“每周四30美元”计划,该项计划允诺给所有信徒“火腿和鸡蛋”。特别是,它给加利福尼亚州每个50岁以上的失业者一笔养老金,其经费来源于“一美元凭证”的流通,凭证的每个持有人在花掉它之前,必须每周给它贴上一张两美分的印花。它在1938年的州选举中以微弱少数被击败,于是,“火腿和鸡蛋”便开始征集百万签名,要求第二年举行一次特别公民投票,孰料败得更惨。打那以后,这场运动迅速退潮。相比之下,1939年11月被俄亥俄州的选民所否决的一项计划似乎平淡无奇。这项计划是辛辛那提市的前国会议员赫伯特?S。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3)

毕格罗牧师设计的,它允诺给所有6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月50美元,这笔钱的筹集,一是通过更重的州所得税,再就是对价值每英亩2;000美元以上的不动产征收2%的地价税。

有一些政治发言人和电台演说者,把乌托邦的诱饵悬垂于不满之水中晃来晃去,在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参议员休伊?朗和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从沿街叫卖专利药品和猪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师之一,以他早年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斗争而为公众所关注,在担任州长期间,他设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桥梁、免费教科书和降低电费和电话费,而特别让独立的小农受益。然而,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这个“王鱼”——他从广播喜剧《阿莫斯和安迪》中借来的头衔——建起了一台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路易丝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休伊?朗信心十足地盼着当总统,其自传的标题《人皆为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自称这个标题是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里剽窃来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它的续篇《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后者出版于1935年9月他在新落成的州议会大厦被暗杀之后。他为竞争总统职位所开出的价码,采用了“分享财富”运动的形式,这是一项含糊的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财富,使得全国每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以拥有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推测起来,他大概是希望人们通过这玩意儿倾听主人的声音吧。《财富》杂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提议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有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获得300或400万张选票。毫无疑问,休伊?朗天花乱坠的口才帮助了“财产税法案”在1935年8月获得通过。事实上,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战略。

在北方,一个可资比较的救世主是库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师,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迫害者和纳粹辩护士。在大萧条之初的那些年,库格林便从电台布道转向了政治,以大声呼喊“要么是罗斯福,要么就破产”来赞美新政。1934年,他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1935年1月,他开始严厉批评政府把“它宝贵的注意力转向了外交事务,而我们却依然被国内###所包围”,并指示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自吹的900万成员用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抗议把国会给淹没——其结果大概在参议院对这一行动的否决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库格林变得公开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组成了一个反犹组织,唤做“基督教阵线”,该组织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对轴心国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场。库格林与他的纽约同行、《布鲁克林简报》(Brooklyn

Tablet)的爱德华?L。

柯伦神父一起,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不过,随着其观点的真正性质越来越清晰,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衰落了。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恶,这些万能药的推销员们,哪怕是他们当中最冷血、最愤世的人,也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然而,另外一些影响也在发挥作用:欧洲的榜样;被大萧条所激活的社会良心;下面这一事实的证据:除非强迫,很多个体将不会系统地自救;这样一种信念:失业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个人冒险,其全部代价受害者不必独自承担;以及一种广为传播的确信:企业不应该在繁荣时期为了巨额利润而剥削劳工,然后把失业和榨干耗尽的老人等全部重担都扔给社会。1934年6月,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起草一项计划,并随着社会保障法在1935年8月14日的签字而大功告成。

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帮助。一是养老金制度,这是该法案中唯一由华盛顿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岁时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础上。老板和雇员匹配资金,参与是强制性的,除了公务员、家庭佣人、零工、商船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雇员。根据这一计划,到1940年,5;200万公民有了各自的“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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