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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进臼操作,未常有戚容。

梁启超的婚姻本身虽说也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可是由于梁启超的博学多识,李惠仙的深明大义,还是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梁启超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李惠仙就是他背后那位伟大的女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军功章也有李惠仙的一半。

千百书生掀学潮——公车上书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录为第八名,终获举人,时年三十六岁。

年近寒冬,康有为约梁启超于来年进京赶考,梁欣然同意。此时,李惠仙居南国一年半,尝尽农家苦乐,与梁家上下甚为和谐,但她的三寸金莲使得她不能畅行于乡村的山间小路,同时她思念在北京的兄嫂,于是和公婆相商后随夫北上进京。

春节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陪嫁丫鬟)起程。此时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会试恩科。进京后,康有为居于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官邸,及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住。 梁启超下车后将妻子送至李公馆,后移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日夜攻读,准备应考。这时的北京,咋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桃花含苞未放,垂柳丝丝吐绿,洋溢着一片生机。

然而,此时北京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梁启超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挽愤时局,抨击时政,为了倡导维新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推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界,引起顽固大臣的惊恐与仇视。守旧派官僚见到《新学伪经考》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污蔑与挑战,应该象孔子杀少正卯那样将康有为杀掉,形势极为严峻。梁在得到消息后四处奔走,想法营救,经多方活动,严惩康有为的空气缓和下来。随后广州掀起惩办康有为的高潮,康不得不离开广州。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迅速侵占平壤,发动黄海海战,进军辽东半岛,大有吞并中国之势。然而,清朝统治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大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北京城中,大兴土木,整修道路,设置景点。梁启超一帮爱国青年四处奔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失败惨剧。然众大臣无心国事,只求升官发达,致处处碰壁。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这样感悲时势:

怅怅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寇口,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阁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此时的梁启超心急如焚,整日借酒消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也只能在苦酒与诗文中发泄不满、愤慨,表达永难平静下来的心情。八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气焰嚣张,步步进逼,而清军却士气萎靡,节节败退。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滞留威海卫军港,不再出战,将海上控制权拱手让出。随后,日军侵入辽东半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得北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梁启超与妻商议,暂离北京,试待后举。悲愤至极的梁启超离京返回广东,随后护送妻女去贵州避难。

1895年3月,康梁再次上京应试。阳春三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国家危在旦夕。师生在途中谈起进京目的仍以“广求天下之人才”为第一义,但也望高中进士,以求更大支援。沿途听闻清军大败,军队溃散,气愤异常。至天津大沽口外,日军强行上船搜查,更令康梁极为愤怒,颇感受辱。至京城,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去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日本为了逼迫李鸿章签订奇耻条约,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南占澎湖列岛,进窥台湾,北攻牛庄、田庄台等地,进窥津、京。铁蹄所到之处,惨绝人寰,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内廷备车500辆,准备迁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空前严重。

此时,应试举人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谴责主和派官僚。梁启超奉师命,连夜到各省会会馆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督察院,反对割地赔款,签订条约,要求变革。在梁启超的鼓动和湘粤举人的带动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各省举人拥之督察院,“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台湾举人最为气愤,更是“垂涕请命”。

随后,康有为决定扩大声势,联合十八省举人一起上书。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吁请光绪“拒和、迁都、变法”,由梁启超、麦孟华立即修改更正。5月2日,六百零三名举人###于松筠庵之“柬草堂”签名示威,文廷式、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人群把柬草堂围得水泄不通。

梁启超在会上宣读了《万言书》,陈时局,索道路。他说: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举人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更有甚者痛哭失声,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之时,清政府派军机大臣极力阻止上书,并遣亲信官员到各省会馆妄造谣言恐吓。但5月4日,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为首的数百举人仍然成群接队坐着车子,首尾相连约五里,浩浩荡荡开往督察院,呈递上书。督察院拒绝接受上书,原来清政府“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已于5月2日批准“和约”。  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拯救民族的具体方案,标志着中国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想运动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开始成为全国性的知名政治人物,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的情形,让梁启超看到了维新的希望。

公车上书后,康梁投入到会试中。梁启超所写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官李文田看后,大加赞赏,决心录取。然而正总裁徐桐以广东举人“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弃而不录。后来李文田在试卷末尾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给梁启超极大的安慰。康有为录取后,因为是公车上书带头闹事人,被降为二甲四十八名。

此次进京应试,梁启超得以广交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公车上书成为梁启超的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社会,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开始其救亡图存的道路。康梁在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让梁启超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决心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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