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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谋杀案最重要的一件证物就是尸体，所有和尸体相关的证物都必须尽可能地妥善保存。换作今天，凯萨琳·埃窦斯的尸体在米特广场被发现，警方会立刻封锁现场，用无线电通知更多警力前来保护这个区域，同时联络法医人员赶到。现场应该架设灯光，不久紧急救护车会闪着红灯到达，四周所有的街道和通路都会被封锁并且派驻警力。

警探或法医助手会从外围开始拍摄现场，同时注意围观群众。事实上很可能——我敢说一定——席格曾经出现在自己的每个犯罪现场，混在人群当中。他恐怕会忍不住想瞧瞧观众的反应。在一幅命名为《迪耶普的夜间游乐场》的油画中，他所描绘的场景看起来就像是东区谋杀案发生时可能会有的群众聚集的情景。

这幅《迪耶普的夜间游乐场》是一九一年左右的作品，从人群背后取景，就好像作者站在好奇群众后面一段距离观看着的感觉。要不是右边有个类似旋转木马顶棚的东西，实在很难把这幅画和游乐场联想在一起。而画中的人群也不像是对旋转木马感兴趣，而是凝望着一大片住宅或房舍的方向正在进行的某种活动。

二十二　恶作剧（1）

九月三十日凌晨三点，大都会警局警员亚佛雷·隆恩正在白教堂区的葛斯顿街巡逻。H分局辖区平时并不是他的巡逻范围，但是他被临时召来，因为开膛手才又杀害了两名女子。隆恩走过几间犹太人居住的黑暗房舍，晃着巡夜灯朝黑暗角落照射，仔细聆听是否有动静。他手中的灯光扫向一条通往建筑物内部的走道，照亮地上一块污黑的布片。它上方的黑色墙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　犹太人（Juwes）是不管做什么都无罪的。一群人隆恩捡起那块布。那是一块染了血的围裙布。他立刻查看了一到一一九号住户的楼梯间。后来他在凯萨琳·埃窦斯的死因调查法庭中坦承说，“我没有找那些租屋户问话。总共有六、七个楼梯间，每个我都搜查过了，没发现有血迹或脚印。”

他应该搜索那栋出租公寓的所有住户的。很可能掉落那块围裙布的人走进了公寓里，也许开膛手就住在里面，或是藏匿在那里头。隆恩掏出笔记，抄下墙上的粉笔涂鸦，然后冲回商业街警分局去。他必须赶紧报告他的发现，因为他没有同伴随行。或许也因为他害怕吧。

两点二十分隆恩警员也曾经从葛斯顿街这栋公寓前走过，他发誓说当时走道上没有那块围裙布。此外他在庭上作证说，他无法确定墙上的粉笔字是“刚刚才写的”。说不定那些带有种族诋毁意味的字眼已经存在好一阵子了，而那块布只是凑巧掉在它底下。然而比较合理可信的说法是，那些偏执的涂鸦乃是开膛手在杀害了凯萨琳·埃窦斯之后写上去的。在一栋住满犹太人的公寓走道里写了这些字眼却能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不被抹掉，实在说不过去。

这些墙上的涂鸦一直是开膛手案中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假设是开膛手所写的这段信息字迹相当清楚，我在国家档案馆的大都会警局档案里找到两种版本。隆恩是个谨慎的人。他抄在笔记里的文字非常地一丝不茍，表示很可能非常酷似原来墙上所写的。他的临摹和席格的笔迹非常相似。大写T和开膛手九月二十五日所写的几封信里头的T也很酷似。但这并不足以拿来进行比对，在法庭上也毫无价值，因为无论有多么逼真，它终究只是副本。

许多人试图解析这段墙板上的文字。为什么会把“Jews”拼成“Juwes”？也许这段文字只是意图制造骚动的信手涂鸦。开膛手很喜欢书写，他要别人重视他的存在。席格也一样，而且也有在工作室的阴暗墙壁上随手涂鸦的习惯。凯萨琳·埃窦斯案中的这片墙板小字报没有留下照片记录，因为查尔斯·瓦伦下令立刻把它清洗掉。不久就要天亮，犹太社区的居民若是看见这些粉笔涂鸦，不闹翻天才怪。

二十二　恶作剧（2）

瓦伦最担心的是新的暴动又起，因此他再次作出愚蠢的决定。他的手下焦急的等待笨重的木质照相机送来，边传话给瓦伦，建议只将包括“犹太人”字样的第一行擦掉，其余的保留下来拍照存证，作为笔迹比对之用。绝对不行，瓦伦悍然驳回。全部都洗干净。快天亮了，会引起骚动的。结果照相机没送来，那些涂鸦也全被洗掉了。

二十三　荒野与煤渣堆（1）

在葛登巷的停尸房里，凯萨琳·埃窦斯的尸体被用钉子挂在墙上，仿佛一幅画。

几名男性陪审员和验尸官萨谬尔·菲德列克·蓝罕先生逐一进来看她。约翰·凯利和凯萨琳的妹妹也必须来指认她。一八八八年十月陪审团向媒体和大众发表了看似熟悉的判决：“不明凶手犯下的蓄意谋杀。”民众爆发歇斯底里的不满之声。两个女人在短短一小时之内相继遭到残害，而警方竟然毫无对策。

民众寄到报社的信件反应说“低阶层社会的现况已经威胁到其他阶层”。住在较高级地区的伦敦市民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许他们应该开始替穷人募集基金，好“让他们有机会脱离邪恶的生活方式”。应该为此成立一个“办事处”。《泰晤士报》的许多投书甚至建议说，只要上流阶级将低阶层的环境清理干净，就不会再有暴力案件发生了。

这些人似乎不明白，人口过多和社会阶层结构所制造的问题不是拆除贫民窟或成立“办事处”就能够解决的。倡导节育被视为亵渎上帝，有些人生来是人渣，永远都是人渣。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伦敦的阶级问题绝不是开膛手杀害妓女的原因。精神病态谋杀事件不是一种社会病，所有住在东区的人都明白这点，虽说他们或许没听过“精神病态者”。深夜的东区街道空荡无人，许多便衣警探躲在暗处，等待着可疑的男性出现。他们那身乔装和行动举止根本瞒不过任何人。有些警察开始穿上橡胶底靴子，记者也是。他们在黑暗中静悄悄的走过街头小巷等候开膛手的时候，竟然不会惊吓到彼此，也是奇事一桩。

没人知道他已经又犯下另一桩谋杀案——就发生在几周前，但这案子始终没有被归为开膛手案。十月二日周二——就在伊丽莎白·史特莱和凯萨琳·埃窦斯案发生之后两天，位于白厅附近筑堤下的苏格兰场新指挥总部的施工地点起出一具腐烂的女性残骸。

之前有一条被截断的手臂在九月十一日被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除了波特太太，她那弱智的十七岁女儿在九月八日，也就是安妮·查普曼遇害的同一天早上失踪了。警方对于失踪青少年的案件不太使得上力，也没什么兴趣，尤其是像爱玛·波特这样的女孩，她进出救济院和医院已经不知多少次，只会惹麻烦罢了。

爱玛的母亲已经习惯她的失踪以及和警方打交道。当她女儿再度失踪，接着一条女性断臂被发现，又正值大都会区接连发生可怖谋杀案的期间，她害怕极了。波特太太对警方的哀求有了幸运的回报，一名警员发现正四处游荡的爱玛，平安无事。但要不是因为她母亲的呼天抢地以及接着媒体的追踪报道，很可能人体残肢事件就这么被遗忘。记者们开始注意这案子。会不会是白教堂区恶魔又开始制造恐怖了？可是警方说不是。肢解人体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作案模式，无论苏格兰场或它的法医们都不认为凶手会改变作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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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荒野与煤渣堆（2）

那条手臂是从肩膀割断的，并且用绳子捆绑着。发现地点是在位于平利科的葛洛夫诺铁路桥附近的泰晤士河前滩，就在白教堂区西南方四英里不到的同一侧河岸。平利科大约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以南五英里的地方——对席格来说只是短距离脚程。“昨天我‘又’步行了大约十一公里。”他五十四岁时从迪耶普写信时提到。五英里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即使到了晚年他那毫无目标的怪异漫游习惯仍然让他的第三任妻子和其他照顾他的人担忧。至于平利科也不过在惠斯勒位于雀儿喜区泰特街的工作室以东一英里的地方，也是席格熟悉的地区。从北岸的雀儿喜区跨越泰晤士河直达对岸的贝特希区的贝特希桥距离惠斯勒的工作室只有几条街，和断臂被发现的地点相距大约一英里。一八八四年席格曾经画贝特希公园，从惠斯勒工作室的窗口就能看见那里。平利科是个优雅的地区，分布着整洁的房舍和小花园，这里有污水处理系统，避免它产生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