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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

9月17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声色俱厉(2)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悔,大气都不敢喘。

“你们这样就把事情做出来了,要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周恩来气得在座椅前面直转圈。

“一个礼拜连续两件事。7月20日事情(指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作者注)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交部去提请人家注意就行嘛。你们管业务的都是年轻的吗?”

“有年纪大的,有处长。”

“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送我看一看?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最后,周恩来责成外交部有关领导回去要就此事好好检查,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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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血肉之躯做“刹车”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1967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1967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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