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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政治因素缠绕，增添复杂度

在回台湾前，我就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怎么做都有人会批评的。蓝军要我回来，绿军说我是蓝军大选时的“纽约连宋海外后援会”的荣誉主席，所以我可能会偏袒国亲这边……还有人质疑我和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及公安部门的关系很好，一定会偏袒大陆，不会讲是中国大陆派人来的。也有人怀疑，我和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及许多民进党当局的高层人士也有交往，我和他们及现任的警政署长、警察局长的关系都不错，我会不会偏袒民进党，帮着他们讲什么话。面对种种猜测，我要说的是：我这一生都是站在科学证据的客观立场说话，根本不会偏袒哪一方面！让证据说话，是我唯一的准则。

——李昌钰

我这一生协助世界各地的警察机关办过很多案件，其中也有一些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像是克林顿和白宫助理莱温斯基的绯闻案、白水案、南斯拉夫总统遇刺案、泰国国会议员举枪自杀疑案等，甚至协助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等特殊案件。但是，这些案件都没有像“3·19”枪击案这样，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或者是因为我的身份是中国人，或者因为这起案件在台湾社会引起的高度关注，以及信者与不信者间的严重分歧，也或者因为媒体过度报道，加上遭到枪击的对象是台湾当局领导人，案发时间又是选举投票前一天这个最敏感时刻，使得这个案子沾染太多、太复杂的政治因素。枪击案后，选举照常举行，最终###以极些微的优势当选，枪击案俨然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如此，“3·19”枪击案从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太多的揣测、太多的说法。面对各种揣测和说法，民众往往会依照个人偏好“择其所信，弃其所不信”。

对绿军（泛指民进党及台联人士）而言，反应也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很意外、很激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立刻传出耳语，指称这是蓝军（泛指国民党、亲民党人士）搞的鬼；另一方面绿军也暗中盘算，这么一来是不是选举的胜算就会增加。对蓝军而言，也是百味杂陈，非常错愕，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真相到底是什么？对当局正、副领导人遭到枪击，理应视作台湾重大危机，全民一致响应，但民众心里又不得不怀疑，怎么会在蓝军选情一片看好的关键时刻，发生这么重大的政治治安事件？这么一来，选举会不会翻盘逆转？再加上“大陆派遣间谍刺客，意图制造纷乱事件”、“黑道大哥介入，以免赌注一面倒”的谣言满天飞，一时间众说纷纭。

“3·19”枪击案如何发生？过程是什么？出自什么动机？当时都没人知道。坦白讲，蓝绿双方都是处于利弊难料的情境之中。当时，蓝营内部曾经讨论是否建请暂停选举，但依法得台湾领导人发生生命危机时才能终止选举。最后，蓝营选择了让选举继续，但是暂停竞选活动，算是尊重了“国安单位”的危机处理。

相对的，“国安会”和“总统府”在“3·19”枪击案发生后，立刻激活所谓的“国安机制”，这也是后来引发重大政治争议的主因之一。什么是“国安机制”？是否因为激活了“国安机制”而限制了军警的投票权？既然“国安会议”决定选举继续进行，“国安机制”的激活是否成为蓝、绿阵营声称停止选举活动之后唯一的造势活动？当时称之为激活“国安机制”，事后却指“只是一个会议”的说法，到底“激活”了哪些积极作为？枪击现场未能妥善保全，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因枪伤送医过程及医疗情形，甚至连当局领导人安全维护都备受质疑。为什么安全管制会如此松散？当局的正、副领导人为何会同车，以致同时遭到枪击？疑点问题处处，而所有的疑点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注定在选后发酵，从而扩大了政治争议。

政治争议增加了“3·19”枪击案侦办的难度，但此种纷争和“3·19”枪击案的真相无关，鉴识人员的鉴定和政治人物的立场更应该无关。在调查“3·19”枪击案的过程中，政治问题应该摆在一边，不论个人政治偏好是什么，鉴识科学是绝对中立、不分党派、不问蓝绿的。

朝野蓝绿争相邀请回台

初闻枪击事件，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有不少外国朋友始终有个印象：台湾议会动辄肢体冲突，台湾的政治很野蛮。如今竟然发生在台湾大选期间，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同时遭到枪击的事件，既让人震惊，又感到不可思议。当时，海内外不少人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海外，几乎不会有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同车甚至同时出席一个活动场合，更不要说是最高当局的正、副领导人。陈、吕为什么会同车？为什么会同时遇刺呢？均令人生疑。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揣测。

“3·19”枪击案一发生，我的助理和秘书就接到大量的电子邮件及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民众的关切询问蜂拥而至，但因为我当时手边实在还有太多工作，所以我并没打算要回台湾协助侦办此案，而且我对案情不了解，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更不想卷入政治纠纷，就谢绝了各种媒体的采访。

我记得当时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打电话找我，前调查局局长吴东明也表示希望我能回台湾调查真相，国、亲驻美代表袁健生也转达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的期望，希望我能回台湾帮忙；绿营方面也通过一些关系希望我能回台湾一趟，调查事实真相。后来，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及台湾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卢仁发，也正式代表当局邀请我回台协助调查。但我因实在太忙，无法立刻回台湾，所以推荐了几位美国鉴识专家，前往台湾协助调查。

台湾民众对我推荐的专家并不陌生，法医专家魏契（Dr。　Cyril　H。　Wecht）为“陈文成命案”、“余登发命案”都曾经来过台湾协助调查，他是我30多年的好友，担任法医工作已近50年了，调查过8000多宗的死亡案件，解剖相验过的尸体上万具，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法医。他也曾担任过法医学会（Medical　Legal　Society）以及美国鉴识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的会长，是检验枪伤的世界级权威。

就这个案件而言，弹道比对是相当重要的关键，于是我推荐新墨西哥州的弹道专家哈格（Michael　Haag）。另外就是跟随我30多年的学生，现任康涅狄格州鉴识科学中心主任现场鉴识专家庞巴（Timothy　Palmbach）。这三人就在我引荐下，先一步到台湾调查“3·19”枪击案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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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完全被破坏的“3·19”枪击案

“3·19”枪击案的状况又是如何？　根据媒体报道，###当天先到高雄拜票，再从高雄转赴台南县，中午在朋友家休息，下午继续拜票。当车队进入台南市市区时，###和吕秀莲同在一部吉普车上。途经金华路附近时，沿街鞭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群众挥舞着旗帜欢迎陈、吕的车队。这个时候，吕秀莲先感到有点不对劲，后来她发现右脚流血（吕秀莲后来告诉我，她在第一时间发现时，还以为只是被鞭炮打到了）。没过多久，###也感到腹部不舒服。随行的医师从车队后面赶到前面，为###检视伤口并涂抹了俗称“小护士面速利达母”的软膏。在涂抹的时候才发觉伤口不对劲，于是紧急改变行程，转赴奇美医院治疗。

当时随行的警卫人员到底有多少，我并不清楚，据报道说有几百人。但是无论如何，当时依刑案现场紧急处理要领，应落实下列四点：

一、案发当时，当人群、车辆都还在双黄线的一边时，特

勤人员应立即要求封锁现场，保全所有物证；

二、将陈、吕火速护送至特约医院，并应做好完整的医

疗记录；

三、随行的特勤人员应结合当地警力，寻找相关目击证

人。立即把现场所有的人留置在原地，详细询问、盘

查并记录基本资料后，方可放行；

四、鉴识人员应先确认案发现场及可能枪击的地点，把

握第一时间，依刑案勘查要领，仔细搜集各项物证。

只要落实好上述的措施，案子其实不难侦破。但是，这些基本的现场处理步骤都因故没有做，直到把陈、吕送到医院后，才发现事态严重。结果，案发当时的所有迹证，都只能从片段的现场照片慢慢推敲、搜集。从头再做一次现场重建，不但工程浩大，而且相当困难，成效也有限。我常开玩笑，婚能够结好几次，但现场侦查只有一次。很不幸的，不论有心或无意，“3·19”枪击案的现场处理确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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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重建现场（1）

“3·19”枪击案发生时，我人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协助加州州检察官调查一件重大刑案。加州的工作结束后，随即转赴新西兰，在另一次国际鉴识学术会议担任主讲人，行程排得很紧凑。在新西兰的行程结束后，还要到澳大利亚一个我从没去过的特斯尼米亚岛，对市民发表演讲，这项邀约早在两年多前便排定，机票也早就寄来。算一算，得在１个月之后才能勉强挤出空档返台协助调查。在新西兰时，我回到下榻的旅馆，一打开计算机，发现我的电子信箱被塞爆了！计算机还死机，弄得我浑身大汗，请了警方信息室主任来帮忙，也搞不定。最后，信息室主任找了他13岁的儿子来看，他拿掉电池，计算机重开，一切搞定。计算机才刚弄好，紧接着是一堆的电话，接都接不完。

媒体朋友非常关心这件事，台湾TVBS电视台还特别带来群众活动的现场录像带给我看。从录像上，我看到车队行进的状况，人这么多，警卫也站在两旁值勤，看不出能有让人放冷枪的机会。但是，经过金华路之后的录像，显示吉普车上已有弹孔，并不像谣传所言“弹孔是到医院后加上的”，等等。但只凭录像带，还不能推论什么结果。

从3月20日到3月27日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可说是台湾人心最浮动的时候，蓝、绿双方为了大选结果争议不休。尽管下着大雨，在“总统府”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支持蓝军的群众聚集不散，情绪激昂，有人要冲“总统府”，有人要冲“中选会”，有人要绝食，电话的这一头，还听得到激动群众的呼喊，坚持要讨回公道。他们说，选举前蓝军民调支持率度领先8个百分点，开票结果却输了2万多票，一定是“3·19”枪击案搞出来的同情票，甚至怀疑“3·19”枪击案是不是有问题。又说很多照片资料显示不对劲：血液的颜色不对；汗衫没有破洞；裤子没有血；阿扁腹部的伤口不像枪伤，像是美工刀或激光刀切割的伤。这些疑问都成为大选后的重大争议。身为鉴识专家，我自然知道，光看照片是不能肯定这些疑问是否成立的，比方说，衣服上血迹的颜色可能因拍照时间或相机的曝光及像差的不同而异。有些激动的群众哭喊着要我回来主持公道，朋友们也一再向我游说。坦白说，作为中国人，我的心情是说不出来的难过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