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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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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强迫”黄宗羲当枪手(1)

钱谦益成名甚早,曾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用黄宗羲的话来说,“主文章之坫者五十年”,俨然是晚明的文坛领袖。他和东林党及后来复社人士广有交往,崇祯元年(1628年)被阁臣温体仁参劾主持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故被罢官回家。李自成入北京后,福王南京称帝,他为了起复,依附为东林及复社人士所不齿的阮大铖、马士英,半生清名扫地;弘光朝倾覆后,他又投降了清朝,切切实实做了“贰臣”。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就是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党人之一、做过山东道监察御史的黄尊素,因此钱谦益可算黄宗羲的父执辈。

政权鼎革后,钱谦益的行为自然受到士林人士的非议,钱本人未尝不知,但覆巢之下,想活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屈辱的选择,钱谦益的选择,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后人很难以“忠奸”进行简单的划分。黄宗羲尽管自己不忘旧朝,参加过抗清战争,失败后隐居著书,坚决不出仕,但他对钱谦益,一直抱有理解的尊重。

黄宗羲从崇祯登基不久父亲被平反昭雪后,数次参加乡试,但科场考运极差,接连落第。可他的文名却很早传开了,受到了钱谦益的赏识,两人过从甚密。

钱谦益罢官归田后,靠卖文补贴家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把他比喻成“谀墓”的韩愈,他自己也说“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因为钱的文坛地位,给人写文章自然润笔很多,但毕竟年老后不可能永远是文思如潮,他方有“为之奈何”之叹,不得已便请枪手给自己写文章。

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记载了他被钱谦益“强迫”当枪手的故事。

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两人住在半野堂,家有著名的藏书楼绛云楼,里面的藏书十分丰富,因此黄宗羲常来拜见钱谦益并在他家看书,钱谦益对黄也十分优待,约他为晚年看书的伴侣。有一次黄宗羲住在钱家,将要睡觉的时候,钱谦益提着灯笼来找黄宗羲,送他一些金银,说这是夫人柳如是的主意。钱、柳担心黄宗羲以后不来钱家陪他读书,柳如是爱怜天下才士的风采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绛云楼毁于火灾,黄宗羲深以为憾。

此次梨洲先生访牧斋,当为顺治七年(1650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此乃梨洲先生来延请牧斋去浙江金华,说服拥兵驻扎该地的马进宝反清复明。柳如是久怀复明之志,极力促成牧斋金华之行。此可为一说。钱降清后,确实有过不忘旧朝甚至为反清暗中筹划之举,黄毓琪起兵东南反清,顷刻败亡,钱谦益被牵连,幸得柳如是四处奔波,运动降清汉族新贵斡旋庇护,方得解脱;郑成功舰入长江,剑指金陵,陈寅恪认为钱、柳也为郑暗中出力。这些是否是定论先不予置评,但像钱谦益这样深荷前朝恩惠的文坛领袖,不在乎自己的清名是不可能的,希望暗中相助复明事业,事成后洗刷耻辱,完全可以理解。他最得意的弟子瞿式耜跟随永历帝漂泊西南,支撑残局,深受重用,对牧斋不能没有影响。

陈寅恪针对清修《四库全书》中有人指责钱谦益“首鼠两端,居心反复”,为其辩解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不得已降清,和拥有劲旅而主动开门迎贼的吴三桂还是有区别的。

钱谦益晚年患重病,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对他说,一位姓顾的巡盐御史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这三篇文章是盐台大人父亲的墓志铭和一本诗集一本庄子注解的序言,这主持盐政的大官有的是钱,当然要请最牛的文人才子来为自己的父亲吹捧,方能尽人子之孝道。钱自己身患重病,没法下笔,让人代为草拟,却文采欠佳,不合他意,也有损钱的名望,于是他恳求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踌躇半天,没答应做枪手。钱谦益将他引进自己的书房,竟然从外面反锁了,这一下黄宗羲为了早点出去,不得不当枪手。梨洲先生不愧是大才子,几个时辰就将三篇文章写好了。

钱谦益“强迫”黄宗羲当枪手(2)

文章甚合钱谦益的心意,钱将黄宗羲和自己的儿子叫到床边说,只有太冲(黄宗羲字太冲)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即墓志铭等盖棺定论的文章)不托他人,一定得由太冲先生代劳。

钱谦益死后,钱的儿子将父亲的嘱托忘了,请了另一位人写评价钱的文章。黄宗羲如释重负地说:“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由此可见,黄宗羲见识远甚于那些迂阔的腐儒,他能理解在乱世中一个文人不能死节而苟活甚至做新朝官员的选择,他没有拿着道德的棒子,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因此对钱依然尽子侄辈之礼;可是作为一个风骨凛然气节高拔的文人,他心中当然并不赞同钱谦益所为,因此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褒扬钱的品行。因此让他给钱谦益写死后盖棺定论的评价文字,实在太为难了。所以当钱家请别人时,他庆幸自己免于是非。黄宗羲是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著书立学,将留万世名,可不愿意让“谀墓”文字给自己带来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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