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朱元璋的诸多举措,他制订了严厉典章制度来管控官员,整顿吏治。
又用近乎苛刻的刑罚用以规范官员行为。
同时,直属于皇权的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应运而生。
这使得君主对官员的控制不仅有书面条文的约束,而且还上升到有实体密切的监控机构。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效仿周公《大诰》之制,刊布明之《大诰》,颁行天下,告诫臣民。
《大诰》所列罪案,可分为官吏、豪强、百姓及武臣几部分。
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皆处重罪。
其中惩处贪污的罪案就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
《大诰》中写:
起解官物、放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戴重枷于驿前。
《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刑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
明朝百姓一旦遭到官吏欺压刁难,甚至能将这官抓起来,然后手持《大诰》赴京告状。
而敢阻拦百姓的官吏,一律严惩。
朱元璋说:“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意思已经很直白,当地官员敢阻挡百姓揭发、捉拿害民官吏,一律诛家灭族!
自此之后,明朝初年出现了许多百姓捉拿贪官的事件。
可问题是……
即便如此。
等到朱元璋一死,曾经辉煌一时的《大诰》,也和废纸没有多少区别了,官吏、地主和普通底层民众的阶级再次开始对立。
在苏澈看来,造成这一系列的本质,就是权利的腐蚀,利益的驱使。
权贵阶层,地主阶层,宗族阶层,已经彻底脱离了底层的百姓。
所以。
阶级的斗争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样的斗争,自然是不利于维稳统治,很容易让一个王朝覆灭,作为统治者,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大多数统治者,都会选择“与士大夫共天下”!
当年宋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定下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免得失去人心。”
神宗说:“变法的话,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
文彦博答:“陛下您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
神宗听到这样半是威胁的话,也没有反驳,而是委婉的说:“也不是所有士大夫都认为变法不利,还是有认为应当变法的人在。”
显然,在神宗看来,他是认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理论的。
毕竟。
从利益来说,皇帝自然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层一起管理国家。
从才能来说,经过专业选拔的官员也更适合和皇帝一起管理国家。
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
底层的百姓的确很重要,可能将那些轻若浮毛的百姓,放在士大夫阶层之上,这样的君主,可谓是古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