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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这支部队的红色种子在白色恐怖中进行艰苦的奋战，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进行浴血战斗，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方志敏等人被俘、英勇牺牲。

为了抗日，具有红色种子性质的一部分红军指战员渡过长江北上，面对数万敌军的“围剿”，取得了黄桥之战的重大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对日伪军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这部分红色种子生根发芽，被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的一部，后成为苏皖支队的一部分，之后编入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第3、7团，再后来改编为苏北指挥部第3旅的第7团，第8纵队第64团。

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苏中七战七捷，参加孟良崮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与此同时，后来成为67师骨干部（分）队的抗日力量，逐步扩大，并被先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1旅、第4纵队第10师，淮海战役之后即1949年春天，第10师改称67师，属23军，第一任师长杜屏、政委李彬山，辖第199、第200、第201团。建国初，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丁字山战斗中创造奇迹，给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头一棒……

第67师的征战历史，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歌可泣。直接领导过这支部队或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战将有一大批，现略举几位：方志敏、张鼎丞、邓子恢、王占春、粟裕、刘英、卢胜、王胜、曾山、张震、叶道之、廖海涛、陶勇（张道庸）、吴庭真、梅嘉生、张震东、黄才胜、吴载文、李干辉、韩念龙、刘先胜、严昌荣、王澄、阮英平、杜屏、李彬山，等等。在历次战争中，牺牲和幸存的战斗英雄、立功人员数千人，英雄战斗集体几十个。

英雄是由无数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牺牲的除方志敏之外，团以上领导有数十人，如团长黄才胜、严昌荣、林少克，政委吴载文、陆骏等，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英雄的第67师的辉煌历史。

桃树岭大捷（1）

这是一支以红28军为底子，十多个红军连队为根基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她发祥于大别山、转战于大江南北、黄河东西，南到浙江，北至沈阳、张家口，西到青藏高原，东至抗美援朝的朝鲜半岛，可谓纵横驰骋数十年，战斗足迹遍及数万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61师的根基——红28军及若干红军连队，转战于鄂豫皖及大别山区，往返平汉线，驰骋皖西东，英勇地坚持数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后来成为第61师的经相继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2师第4旅、第2纵第4旅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淮南根据地，粉碎了敌人数百次“清剿”、“扫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后来成为第61师的第2纵队第4师北上山东，进军淮北，转战山东，决战淮海，南下渡江，歼俘敌数万人。新中国建立初期，第61师参加解放舟山群岛，在浙东沿海剿匪，尔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第61师在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百折不挠，屡建战功。实战证明，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英勇顽强、特别能打胜仗的部队。

第61师还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担任过这支部队领导或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将领有一大批，如：高敬亭、徐海东、戴季英、张云逸、郑位三、罗成云、方永乐、熊大海、石裕田、吴先元、林维先、谭希林、詹化雨、萧望东、何伟、周业成、朱绍清、高志荣、殷绍礼、张劲夫、王静敏、陈光、王集成、刘保华、李清海、吴华夺、周世忠、叶太清、胡炜、黄光明、彭思忠，等等。

第61师的前身——红28军，于1935年2月第3次重组诞生了。领军人物便是高敬亭。当时，高敬亭任军政委，辖第82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及第244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诚基），手枪团（团长余雄、政委刘远臣）共1400多人。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1年8月出生在河南光山县（今新县）董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高立祥，排行老六，祖籍湖北黄安，清末因贫困迁移于此。高敬亭也在6个兄弟里排行老六，两岁时母亲去世，靠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父亲看他聪颖过人，便勒紧裤带送他上私塾念书，开始读的无非是什么《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一类，后来又学孔孟的“之乎者也”，听老先生讲封神、三国、水浒，6年后实在供不起学费，才不得不辍学种地。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27年11月，在著名的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的影响推动下，鄂豫皖三省边区第一次建立起了工农革命武装政权。次年春，年满27岁、血气方刚的高敬亭，也积极加入了暴动的洪流，在家乡董店建立了第一个农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

黄麻起义后，还乡团将他家仅够遮风挡雨的几间草房一把火烧光，父亲被活活打死，敌人还到处悬赏他的人头。不忍看到家破人亡，他只有背井离乡，毅然决然踏上了寻求革命的道路。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军从木兰山打游击来到了光山县，开辟和建立了柴山堡革命根据地，他加入了鄂东特委委派的石生才任书记的光山县弦东区工委的工作，于1929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先后当选为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乡苏维埃主席、弦东区政府武装委员。在9月底攻打地主山寨蜂子笼时，他带头冲杀，腿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才被人抬下战场。未等伤口痊愈，又于次年2月率赤卫独立团攻打反动豪绅据点崩河坎，在激战两日未克的情况下，高敬亭急中生智，下令挖暗道，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到寨门底下，一举炸开寨门全歼了敌人。

1930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大别山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连到一起，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6月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从政府粮食委员走上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领导岗位，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当时，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猛，高敬亭先后创建的光山县独立团、赤卫师和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也迅速壮大，他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8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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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岭大捷（2）

1932后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11月重建红军第25军时，高敬亭任第75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姚家芳（前）、丁小乡（后）率部转战鄂东北、皖西北，参加反“清剿”中的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等战斗。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2月，红28军第82师师长刘德利阵亡，他又继任师长，9月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于1935年2月再次合编为红28军，高敬亭任军政委。

红28军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中，日复一日，饱受煎熬，犹如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敌人一茬接一茬与我打疲劳战，如影随形，有时在同一片树林小憩，有时隔着一条河，一道岭，甚至有时朦朦胧胧以为对方是自己的队伍，跟着走了小半夜。

国民党那边，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在与红28军近3个月的交手中连吃败仗，花去大把银子、损兵折将不说，单是南京方面一封封不热不冷的电令，就着实让他心如乱麻，坐卧不宁。眼看3个月的限期将满，可高敬亭依然神出鬼没，不是金蝉脱壳，就是杀个“回马枪”，吞掉他近千人马。进入4月份以来，他命令王牌第32师所属第95旅死死盯住红28军，企图一举全歼。

红28军在敌人数日形影不离的跟踪下，处境极为艰难。这时，高敬亭与方永乐等军、师领导商量道：“敌人之所以步步紧追，是因为没有受到重创。正如兵法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扰其全线倒不如斩其一段！”随后，高敬亭调林维先（曾任红82师师长，受肃反扩大化影响被降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为特务营营长，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4月20日，红28军突破敌人数次堵截，迅速攀上汤池东北的桃树岭。敌第95旅第190团穷追不舍，进至汤池畈附近。高敬亭环顾四周，发现桃树岭山高坡陡，通往山顶那唯一的天然通道，狭窄崎岖，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高峰桃树岭上，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坳口东西两侧，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他对一旁的方永乐说：“此地真是个伏击敌人的好战场，只要把敌人引进口袋……”说看，他用粗大有力的双手猛然合击，哈哈大笑。方永乐心领神会，高政委这一招叫“双风灌耳”！

红28军自泥头店整编后，高敬亭按照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具体提出了“伤亡过大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原则。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红28军连续多日基本上是遇敌即走，现在机会终于到来，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求战心切，受领任务后，不顾多日奔波之疲劳，立即投入临战准备。

敌第190团团长是个###老手，邀功心切，根本就没把我军大刀梭镖放在眼里，不等后续部队到来，便急不可耐地令先头部队成后三角队形向桃树岭发起猛烈攻击。当敌第1、第2营先头部队进到坳口南侧我前沿阵地时，“恭候”多时的我军官兵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压制火力把敌人困在半山腰，给这些狂傲的不速之客来了个下马威。

敌原以为我还是打一阵就跑的老战法，因而以更加密集的队形发起冲击，当连续3次攻击均被我击退时，敌人方才恍然大悟，立即调整了战术。敌第1、第2营的后续梯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第4次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迂回到坳口东侧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