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虽然没有完成统一北方,消灭北汉的目标,但是他没有就此气馁,毕竟,这次是按着北汉摩擦,又迁走了不少北汉子民,也算有所收获。
他回到皇宫后,思来想去,发现这次出征过程中,军队的将领与士兵之间,还残存后周时候的陋习,许多上下级军官称兄道弟,拉帮结伙。他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虽然把禁军将领和大将军都更换了一些人,但只是一时之策,表面上解除了眼前危,但治标不治本。想要长治久安,必须从制度建设人手。
于是,赵匡胤就考虑构建起一套完备兵制,打算从体制、机制上杜绝武将专权的可能,这才是抽薪止沸的长久之计。
用兵制度,表面上不过一纸文书,看似死板教条,但其实一项好的制度,都有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都有它的核心。
而赵匡胤主导创制的大宋军制,它的核心就是“分权”与“维制”。
赵普曾跟赵匡胤提过:“天下有兵、政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原因是兵权如果集中在一人、一机构、一藩镇、一军队,那么起兵作乱,几乎是一种必然。
赵匡胤听完,觉得有道理,所以,开始大刀阔斧地劈向唐末五代以来武将擅权的乱局。如果说,天下兵权是一块大饼,它被大卸八块,被反复细致地切割,然后重新归置。
赵匡胤改兵制、分大饼,核心一个字,就是“拆”,把禁军“二司”拆成了“三衙”
禁军分为侍卫与殿前二司,侍卫司长久以来权柄甚重,二司力量对比失衡了。当初柴荣改革禁军,有意识地削弱侍卫司,扶持殿前司,赵匡胤由此执掌殿前军,登基之前始终在殿前司任职。
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完成从殿前都点检到大宋天子的华丽转身,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也随之改变。他极为清醒地从殿前司主帅的角色中脱身出来,站在更宏观更全局的视角看待禁军二司力量配比问题。
不需要再强化殿前司势力,尤其是极端敏感的“殿前都点检”这一职位已经不再设置,副都点检也不再任命将领担任。
传卫司还需进一步削弱,于是被一拆为二。根据侍卫司内部原有的马军、步军之分,侍卫司被拆分成传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两个部门,前司鼎足三立。
原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统领马马、步军,是当之无愧的禁军一把手,如今随着侍卫司的瓦解,这一职位自然不复存在,从此,禁军再无总的统将帅。
这正是与机构设置同时并进,赵匡胤逐渐拿禁军高职开刀,什么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侍卫亲军都虞候,这五个最高级别的军职,赵匡胤有意让它长期空缺,不授予任何人。后来,他干脆把五大军职全被撤销了。
经过这一番调整,宋朝的禁军机构从“二司”逐渐过渡到“三衙”制,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鼎立的格局,长官分别为殿前都指挥使(殿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马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步帅),从此“三帅”各管各的,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整个禁军,都听命于皇帝一人。
就这样,赵匡胤一步步地将原本那些位高权重的禁军职位或撤销、或虚置、或削权,朝野内外再也没有权势彪炳,能够威胁到皇权的骄悍武将。
这一切改革的核心目的,都是抑制单个机构、职位、将领的权柄。而禁军“衙”中没有老大,没有话事人,没有任何一个武将能够独掌大权统辖整个禁军,因为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朕在皇城,足不出宫,就能统摄禁卫军、亲卫军了,免得这些高级将领,威胁皇权,对朕不利。”
赵匡胤坐在御书房内感慨,他很满意这个改制,接下来,又对皇城外的各地驻军兵权下手,开始拆兵权,就是把握兵之权、调兵之权、统兵之权相分离。
这是宋朝兵制改革的重头戏,把兵权的再分割,赵匡胤下令一刀切下,兵权这个笼统复杂的大概念,被细分为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
所谓握兵权,也称掌兵权,掌握在禁军“三衙”手中。
三衙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及管理,包括禁卫成守的统筹安排、全军将士的升迁赏罚等,只要不打仗,禁军士兵平时都归属于“三衙”,此“三衙”被视为拥有“握兵之重”。
但战事一起,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三衙”无法在战时来调遣军队,没调兵权。
这调兵权也称发兵权,掌握在枢密院手中的权力。枢密院是朝廷内阁中的最高军事机构,总理兵政,掌管全国兵籍、武有涉授、军队调发以及兵符领降。一旦战事爆发,由枢密院来调动全国军,相当于战时中央指挥部。
枢密院临战可以调兵造将,但兵却不在它手上,平时枢密院也不参与军队日常管理。
将掌兵权和发兵权相分离,枢密院与禁军“三衙”互相牵制,两大军事机构从职权上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这样充满智慧与远见的分权制度,正是北宋成功避免武将兵变的关键原因。
改革到这还不算完,一旦发生战争,枢密院的文官,和三衙的将领,赵匡胤都不会启用,而是临时任命别的武将作为主帅出征,称为“率臣”,作为主帅统率大军征战。
等战事一结束,帅与兵一拍两散,士兵们回归“三衙”的统辖管理,“率臣”也回归他此前的本职,与临时带领的这支军队分开,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
在军队系统内部,兵权虽然被切分得如此细碎,但实质上,一切大权最终都收束归集于皇帝一人手中。
赵普进言道:“官家,这些布局虽然可以改变握兵权和统兵权,但各地驻军将领,还是有拥兵自重的危险,这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主要原因,抗衡朝廷!”
“无妨,朕有更戍法!”赵匡胤自信一笑。
他规定,抽取禁军前往全国各地屯驻外戍,还有一些地方驻军,要求每隔三年更换一次驻地,兵卒轮流分遣,频繁调动,奔波往来于漫漫路途之中,谓之“更戍法”。
因为将军手下的士兵时常轮换,才刚刚混熟了,又马上改替另一拨人,将领很难专制其兵,形成自己的派系势力。
从此,宋朝的军队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更成法”巧妙地从制度上拆散了将军与士兵之间的亲密关系。
“朕如此一来,就不担心各地将领,拥兵自重,抗衡朝廷了。”
赵匡胤对宰相赵普表达了自豪之感,这番改革,能够改变唐代各地藩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