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之后,我失望沮丧到了极点,王建南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很平静地看着我。沈秋这婊子又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让我一点成就感也没有找到。
王建南一点也没有表扬我的意思,好像觉得我这样做完全应该,甚至这样做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不仅没得到表扬,他甚至还批评我,说我当初太贪婪了,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下场。
是的,我们都清楚,这件事的最坏结果可能是玉石俱焚:也就是说虽然剩下的债务全部算在了他刘董身上,但还不还款他也许还有周旋的余地。而我和王建南将从公司一无所有、两袖清风地滚蛋,半年的心血全部泡汤。
我后悔不迭,居然端起了酒杯,把医生的话抛在脑后,反正林未晏今天已经到上海出差了,她不可能知道。
王建南安慰我说,最坏情况出现的机会很小,毕竟刘至诚一个人顶下这个广告公司对他没有任何好处,除非他存心跟我们斗气,再说就算如此,凭我们以前的业绩,还可以从头再来。
已经10点半了,估计沈秋不会再回来。
半打啤酒都已喝完,在王建南的劝阻下我喝得很少,他的酒意却在郁闷中被勾引起来,我只好请他到别处去。
我想起了一个地方,我最近一直很想再去。
在“卡萝酒吧”一坐下。我就想起了那天算命人说的那两个字,也想起了本来应该和王建南好一场的女孩敏敏。
我提起敏敏那件事,王建南说其实不能怪我,大家都太着急。
“只有红姐不着急,一年多不给你打电话。”我说。
“红姐走上这一步,说明她在一些大的事情上看穿了,在一些小事上没看穿。”
我知道他的什么意思,比如说红姐当年拒不接受王建南的钱,因为她认为这样做就玷污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她就成了妓女,王建南就成了嫖客。其实如果她把这种事看穿,后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也不用走上绝路。我借题发挥,对王建南说:“对感情应该有原则,但也要有灵活性。”我接着劝他说:“你在公司里从不下水,在圈子里显得太另类,很多客户会一直把你当外人,对我们的发展不利。再说你以后还要为红姐的女儿付一些经济责任。”
“我对这种事并不反感,我们情况不一样,我只是觉得嫖娼没太大意思。”王建南说。
王建南的话我当然理解,他可能是不想浪费钱,这理由让我觉得十分受用,于是接口说:“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喜欢就留下,不喜欢马上走。”
“先喝酒吧。” 他说。
很久没有这样爽快地和哥们一起喝素酒,没有粉子的诱惑,只有重新找回的友谊,而且我还觉得,下午以来一直还隐隐着痛的脑袋,现在居然然一点也不痛。
转眼间,一打啤酒已全部喝完。
“你现在想不想和沈秋一起?”我又问出了这句话。
“当然,我真正爱过的女人只有沈秋。”
“不会嫌弃她当年卖淫?”
“不会,其实一个女人重新去爱的时候,她又拥有了贞操。”
“那你咋个到现在还不接招?你们在一起会很不错。”
“她需要一些准备。”
“是不是离婚需要花钱?”
“和钱没关系,心理上的准备。”
“心理准备?”我张大了嘴巴。
简直莫然其妙,相爱是一种很爽很幸福的事情,又不是像红姐一样去跳府南河,怎么还需要“心理上的准备”。
王建南的表情变得很痛苦,狠狠喝了一大酒,接着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只对爱情动心,对男人无动于衷,这样的女人并不少,你只是不注意她们而已。”
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我想起了和沈秋在一起时,她言谈举止间流露的一些细节:她常常顾影自怜的样子;我和刘至诚讲段子时她愠怒的表情,她有时看着王建南却又略显呆滞的眼神。
我知道这种情况叫“精神恋”,这样的女人在80年代特别多,越美的女人越容易搞精神恋,我朋友张乐的姑妈是当年的大美人,48岁了依然光彩照人,80年代成都文化界有一半男人为她疯狂,她一直没结过婚,也从没见她和任何一个男人真正在一起,张乐说他姑妈可能还是处女。不过她们当然要恋爱,她们的恋爱方式其实是把男人对自已的爱做为一面镜子,通过镜子的反射来爱自己,男人的身体必须远离。
这样的爱很可怜,以前有位台湾女作家最后用一根长腿袜自杀,当时有人说那就是“精神恋”带来的悲剧。
男人的精神恋更糟,其实就是“撒娇派”,不仅撒娇,还热衷于各种荣誉,搞个人崇拜,经常玩失踪游戏以引起别人重视,甚至有可能吸毒。刘至诚有一点这种倾向,他办公室挂满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光荣玩意,我现在就祝愿他撒娇致死。
沈秋玩“精神恋”,最倒楣的当然是王建南,他老公倒还可以找找外遇。
我也理解了,难怪我和王建南上次碰见沈秋老公和小甜甜在一起时,他显得那么宽容。
“沈秋一直以来都这样?” 我问王建南。
“你还记得当年在歌乐山吧,我们那时候很幸福。”
“她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