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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手机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看来总算没有更糟,红姐在府南河泡了两三天就捞了起来,只花了一千块钱。

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这几个女人哭得来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起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纸还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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