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周家梅躺在阳台的藤椅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区,筑起了我们的爱巢,小区的阳台很高,每到深夜,我们喜欢躺在阳台上聊天。
我说不可能,听“建南”这名字就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当然是“建设大西南”时期的干部,沈秋父母怎么会不同意。
“要是我父母再反对下去,我也要沦落风尘,我好想当一回妓女啊!”她说。
正是盛夏的深夜,周家梅身着片褛,看起来无比风骚,这骚婆娘居然还意犹未尽地说:“干脆我下辈子就当妓女,你说好不好?最后从良嫁给你,你要不要?”
我只好说:“要,当然要,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嫖客。”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个风尘女子,或者说,她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就是我们以为的风尘女子。究竟像不像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前,我去过风月场所,却没有见识过所谓的妓女。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祖国各地到处是莺歌燕舞,文化演出活动多如牛毛,周家梅在报社的工作忙得来晕天黑地,经常出差采访。
周末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就和王建南在文化路那一带“缠粉子”,成功率很低,也从来没发生过实质性外遇。
星期天,我爱去看全兴队比赛。那时甲A联赛正是最火爆的时候。四川全兴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因为央视要传播,时间在下午。
那一天川队赢了球,所有人都很开心,像过节一样。
比赛完了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没有回家,在体育中心东门外的小巷里上吃串串香,本地人称之为“手提火锅”。
我旁边一桌是三个十七、八岁的成都小妹,正吃得满面通红,她们穿着清一色的吊带超短裙,琥珀色一样娇嫩的皮肤,一个比一个性感。
其中最靓的一个我晃眼一看很像香港影星关之琳,只是她更瘦一些,俨然一个脱了水的关之琳。
我猜测,她们大概就是所谓的“沙轮厂”地下舞女。
在周家梅的淫威之下,我虽然早就听说过“洞洞舞厅”,但一直没去过。她们报社经常报道警方突袭“洞洞舞厅”的新闻,她们的报道往往都是这样的:“——昨夜青羊区公安分局还突袭清查了顺城街一线的5家地下舞厅,在‘云露’茶坊现场挡获参与赌博者10余人,在‘白天鹅’歌舞厅挡获两名淫亵男女。”
每次报上所都用的都是“淫亵”一词。周家梅对“淫亵男女”感到很奇怪,因为平时她知道通用的名称是“卖淫嫖娼人员”。
一对男女在舞厅之中当然不可能造爱。那么这“淫亵”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我估计就是“沙”,也就是摸摸搞搞干点苟且之事。如果仅此而已,警察冲进舞厅再打开灯,舞客们马上就会住手,这“淫亵”恐怕还是要在现场抓住法律证据才能算数。
我向周家梅解释不清楚,只好去问王建南,他回答说:“关键在于‘亵’这个字,这是个会意字,你看它是怎么写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回家后,我把这种理解告诉了周家梅。听完后她杏眼圆睁,愤怒地说:“向东,你给我放老实点,那种脏地方离你办公室那么近,只要你敢去那种地方,我们马上分手!”看来周家梅赞同王建南对“淫亵”的理解。
我表示坚决不会去,然后我说:“我们两口子是不是可以‘淫亵’一下?”
后来我们确实“淫亵”了几下。
这时,三个小舞女已经发现了我在注意她们,其中一个牙尖嘴怪的小妹说:“看啥子看,下来沙两曲嘛。”
我问她们在那一家舞厅,“脱水关之琳”显然看出我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她说:“我们在红芙蓉。”
三个女孩结完帐走了,我没等吃完,马上走出去,远远跟在她们后面。
虽说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到这“地下城市”我还是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风光果然漪旎无限,长长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像一节节的火车车厢,每隔十几米有一道门,掀开珠帘,里面便是一家家歌舞厅。
“红芙蓉舞厅”是口岸比较好的一家,我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她们。“洞洞舞厅”不需要说话,看好哪位舞女只需在她面前递一个眼神、或者直接走过去就行。
我走到“脱水关之琳”面前,手一伸,她马上贴在了我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