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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人”。

到了2005年冬,以新浪网大规模建立“名人博客”为标志,中国博客作为一种新文体终于“浮出水面”。许多作家学者都开辟了个人博客,形成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博客大跃进”局面。

需要注意,并非所有的博客都是文学性的,不能把所有博客一律视为“当代文学”。能够成为当代文学新文体的是那些具有文学创作性的博客。

作为当代文学新文体的博客,显然应该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晓明先生在《2006年文学关键词》一文中指出,与其说新世纪文学“是自然生成的,不如说它是被积极建构出来的”。(见《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诚哉斯言,我们如果将一切产生在21世纪的文学现象都纳入“新世纪文学”,则这一命名的必要性当然要遭受质疑。只有真正显示出中国历史进入21世纪的文化精神面貌的文学,才能无愧于这个称谓。与当代文学的其他文体相比,博客文体显示出了许多夺目的新特性。笔者由于较少上网,研究不够,此处只能简要提出六点。

第一,草根性。这一特点是张颐武先生所敏锐发现和大力强调的。虽然博客里有很多“名人”,但这些名人也是以“草根”姿态来写作的。无论是被称为80后作家代表的韩寒、郭敬明,还是成名已久的作家余华、郑渊洁,他们都必须回到生存的地平线上,才能被认同。博客特殊的发表方式,制约了“创作”的神圣性。许多名人的“粉丝”欣悦地感叹,可以如此近距离地跟偶像直接交流。而交流的结果,就是神秘感的淡化和草根性的认同。一些不是本人所写的“官方博客”,是不大受重视的。草根姿态,恰恰是现代知识分子实现“与民众相结合”的重要关键,过去鲁迅和毛泽东时代所一再呼唤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解决方式。

第二,灵活性。博客写作可以使用传统的“体裁”,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突破所有传统文体。孟繁华先生曾经鼓励过笔者的“跨文体”写作。但所谓“跨文体”仍然必须有既存的文体可跨。常见的是利用博客来写日记。但日记本身就具有“跨文体”性,因为日记可以记事,也可以议论、介绍、抒情,实际上是一种规定了写作出发原点——日期的“散文”。也有写诗歌的或者小说的。笔者很少主动去看别人的博客,只关注一些热点话题,调查不够,没有见到“戏剧博客”。大概剧本不适合于在博客上面写作吧。这个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没有规则约束,所以博客多数是兴之所至,自由抒发。将事先写好的“标准文章”或者专业论文贴到博客上,往往不受欢迎,原因就是读者发现其不够灵活。读者宁愿在其他媒体上看到那样的文字,而不愿意在博客上亦步亦趋地“上课”。

第三,互动性。博客一般都设置了评论和留言功能,所以跟读者的交流程度和频度都是空前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写作形成了干预。“文革”时期的“集体写作”在形式上未免简单机械,强行的外界干预有时候冲击了执笔者的创作积极性。而博客的写作干预则形成非常有趣的现象,例如有的作家学者关闭了评论功能,保持写作心态的相对纯净;有的则在评论浪潮中惴惴不安,四处解释。这是创作心理学研究的极好事例。由于博客的写作者与评论者分处于明暗两个空间,评论者可以无所顾忌,甚至任意谩骂,这就使得写作者必须时时认真考虑每一个字的社会影响。这样,貌似个人写作的博客,其实已经先在地“内置”了十分复杂的大众的情绪和理念。敢于反抗这一潜规则的博客,必然要遇到麻烦。2006年阿忆的博客由于在“公布北大教师工资单”和“刘胡兰牺牲细节”两次事件中坚持“单向不互动”立场,结果在难以调和的气氛下关闭了。

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3)

第四,通俗性。博客所面对的最直接的受众,来去如流水,层次多样,大部分是当代“打工教育机制”下培养出来的思维“程式化”的市民和学生,所以大多数没有到博客上阅读高深文字的诉求。受大众文化的“气场”影响,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在博客里都多多少少要简化一些。所以博客文体自然就浅易通俗。余秋雨先生本来以高雅的“文化散文”见长,但在其博客中,明显注意了语言的通俗性,甚至津津有味地讲述了父亲当年代他去开学术研讨会的趣闻。那是笔者第一次看余秋雨的文字而发出笑声。黎鸣先生以思考哲学课题见长,但其博客每每冠以通俗而醒目的设问句和判断句,如《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制度的智慧》、《孔夫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等。当然,这是跟作者自身的思想艺术水平比。整体看来,博客上不乏深刻的思想,锐利的批判,精妙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功底深厚的人文学者,在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但这改变不了博客文体的通俗主旋律。需要辨别的是,通俗不是低俗和庸俗,在表面上的“浅显易懂”之下,隐藏着多层次的文化褶皱。那恐怕要将来的文学史家去挖掘了。

第五,轰动性。博客发表在当今的“第一媒体”上,直接关乎人民生存,社会百态,加之媒体有意炒作,放大信息,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博客造成轰动效应。王蒙先生80年代末曾经撰文《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引起很多文学人士反思。那时我们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看来,文学又以另外的方式回到了喧嚣的场中。我们曾经赞美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曾经赞美诗歌是“文学的手榴弹”,曾经赞美杂文是文学的“匕首和投枪”。现在看来,博客可以称为当代文学的“便携式激光制导单兵导弹”,自由运载,随时发射,准确性高,爆炸力猛。当代文学的重量级事件必然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博客中,甚至直接在博客中引爆。正如当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导弹技术一样,可以预言,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完全剥离博客,迟早要将博客编制到自身的行伍中。

第六,批判性。博客不需要编辑、出版,不需要领导审查、批准,所以尽管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与其他文体相比,显然会更加“口无遮拦”。这些批判一部分是与受众的心理诉求相呼应,表达了民声。另一部分也是作者被压抑的社会责任感的自然宣泄。用其他媒介难以发表的文字,在博客里大面积地可以自由面世。所以,博客里的语言艺术既有粗浅的一面,也有更加精彩绝伦的一面。以批判性文字而言,比传统的杂文更加做到了“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鲁迅《伪自由书·前记》)。当然,博客里面鱼龙混杂,有批判就有“反批判”,也有“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鲁迅《准风月谈·后记》)。所以,博客又是当前文化领域各种思潮明暗交锋的一个大舞台。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它继承并光大了发轫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杂文艺术。

以上匆匆总结的六点,肯定是不够全面的和较为肤浅的。博客的兴起,当然不能取代传统文体。我们仍然要大力呼唤优秀的小说、震撼的戏剧、感人的诗篇,相信博客的喧哗,并不能整体改变文坛的格局。笔者意在引起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这对于我们考虑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或许会有一得。

生活的勇气(1)

《普拉东诺夫》观后

“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

走出天桥剧场,我耳边再次响起主人公普拉东诺夫的这句台词。走在身旁的钱理群先生说:“十九岁,真不可思议啊,十九岁!”师弟叶彤也对契诃夫19岁就写出这部沉重的《普拉东诺夫》表示赞叹。在我们今天消费主义的时代看来,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能够创作出内容如此繁复,底蕴如此深厚的哲理性剧本,确实令人惊奇而又敬佩。我们会下意识地思索契诃夫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遭受过什么样的打击,窒息过什么样的梦想,才“嫩蚌生珠”,给后人留下这样一部早慧的天才精品。对于作家的生平考证,历来都是深化文本研究的极为有效的途径。

然而,我随后又想,难道真的是生活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品的超前卓异吗?如果说对于剧本原作尚可这般推想,那么在舞台上准确塑造了或者说再创造了《普拉东诺夫》剧中人物的演员们,也必须经历特殊的生活才能把握作品的深邃和震撼吗?年龄和经历,不应该成为思想深度的决定性条件。尤其在艺术领域,“天才”,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吝啬的一个词儿。面对《普拉东诺夫》这样的作品,也许钱理群先生像吟咏日本俳句似的“十九岁,真不可思议啊,十九岁!”已经就是最好的评价。

不过“天才”也并非一句空话,天才是有类别和程度的差异的。契诃夫不论是否经历了剧中人那样怪诞的生活,他肯定构想和思考过自己也是那群人里的一个。或者是外表洒脱而内心痛苦的普拉东诺夫,或者是普拉东诺夫善良温顺的妻子,或者是普拉东诺夫刻骨爱恋的知心情侣,或者是普拉东诺夫逢场作戏的天真姑娘,甚或可能是他们所有人的总和。俄罗斯作家对笔下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的杰出能力,就是基督本人也要钦佩,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笔,就是基督的眼睛。而基督是不需要年龄的,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学者也好,随便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感同身受别人的苦难,能够在别人的心灵遭受煎熬鞭打时,自己的身体本能地颤抖,那么他就是基督。所以,尽管我读过有关契诃夫生活中不够检点的若干材料,我仍然坚信,契诃夫这样的作家,其精神世界的核心,是纯洁而高贵的。

生活是可怕的,但我们不敢说出这个真理。闻一多诗曰:“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其实大凡真理,说出来都是祸。卓别林的影片《凡尔杜先生》中有一段对白:

“活着有什么好?”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爱情?就是说,有人被你的肉体所吸引……”

“不完全是这样。”“活着的乐趣还真不少。”……

“我看婴儿如果知道他们会出世,一定也会害怕的”……

用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观点看,活着本身是荒谬的,是没有人跟我们商量过就胡乱将我们抛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冷酷的事实。于是我们编造了许多生活如何美好的童话,欺骗自己喝下一杯又一杯浓黑的苦酒。《普拉东诺夫》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论卖掉家园的还是谋得财产的,不论失去妻子还是获得爱情的,在契诃夫的眼睛里,都是“苦人儿”。普拉东诺夫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顽主”,恰恰是为了掩盖自己“苦主”的真实处境。而“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普拉东诺夫越是玩世不恭,就越是从内部看清自己的纯洁,看清自己其实没有勇气做一个坏人。好人是做不成的,坏人又做不到,结局便只能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我们不能把《普拉东诺夫》这样的戏剧,仅仅理解为是某种“时代的悲剧”、“时代的痛苦”或者“时代的黑暗”、“时代的罪恶”。成年的作家往往更会关注时代风云,写出“准风月谈”,而年青的作家,往往更容易思考永恒性的问题,穿透性的问题。《普拉东诺夫》虽然故事性很强,但正如曹禺的《雷雨》同样故事性很强一样,时空交待得很清楚的故事探讨的却是一个普遍意义的天问。曹禺说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人在里面无论怎样挣扎都没有出路。《普拉东诺夫》不同样如此吗?我在剧场里看到一半时,脑海里就涌出了“挣扎”一词。19岁的契诃夫,直觉地感受到了生活本质上的痛苦与荒谬。怎样活,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唯有游戏,然而游戏也会弄假成真——轻薄调戏竟会招来真挚的爱恋。鲁迅在《死火》里说,要么冻灭,要么烧完。可普拉东诺夫既不甘心冻灭,又无勇气烧完,于是只能“自食其心,欲知本味”,但本味又何能知?生活,太残酷了。

生活的勇气(2)

普拉东诺夫代表人类,看清了我们自己:“我害怕生活。”我们每天自以为在“生活”着,其实那不是“生活”,而是“躲避生活”。我们天天躲避着,逃窜着,躲到权力中,躲到名利中,躲到法律中,逃到家庭里,逃到流俗里,逃到爱情里……然而我们不躲不逃,又能“怎么办”呢?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了一个答案:“我不愿意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我们长期把奥斯特洛夫斯基仅仅当成一个共产党英雄来理解,不能跳出狭隘的阶级热爱和阶级仇恨,承认他也属于探寻人类精神出路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所指出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过是燃烧我们生命的理想途径之一,要旨在于避免“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要做到今人看去似乎很幼稚的这一点,却需要极大的勇气,无数的尝试者都出师未捷或浪子回头了。也许连这些,普拉东诺夫都看到了。所以,他的那句“我害怕生活”,不是鲁迅式的狼在旷野里的惨伤的嚎叫,也不是尼采式的雄狮迎着朝阳的怒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声音,我们的声音。这里,我们看到了十九岁作者的那颗菩萨的心。或许是怀着同样的心境吧,张爱玲在真真假假挥洒了她的才华和机巧之后,说了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由于这一句,我谅解了张爱玲所有的刻薄与肤浅。我知道,她努力撑起的骄傲后面,是一颗谦卑的心。

要我们给普拉东诺夫一个安慰或者是出路,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劝他自杀与堕落。我们不能免俗,大抵还是如鲁迅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般,劝他振作,激他勇气,励他燃烧。这是我们给自己壮胆的一贯良方,也是躲避生活的最佳迷彩。

只是普拉东诺夫还要问:燃烧了,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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