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1)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