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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在200年前的新开垦地区,施加在奴隶主人身上的实际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颁布法令,规定杀死奴隶等同于“谋杀”。后来佐治亚州规定,杀害或重伤奴隶,在法律上等同于杀害或重伤白人。然而,这些规定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不会在当地实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妓院老板把制造麻烦的女孩杀人灭口。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在处理许多人道议题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性奴役的问题却日趋恶化。原因之一是东欧剧变导致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陷入贫困,犯罪帮派猖獗肆虐而填满权力真空。资本主义不仅为大米和马铃薯创造新市场,也为女性肉体带来商机。

人口贩卖问题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现在,要前往城市或远方国家不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亚母亲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部落地区一步,而现在,她的女儿却可能身处意大利的妓院。在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乡间,可能连续开车经过好几座村庄,也找不到一名年龄介于16到30岁的女性。

情况恶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个女孩被卖到妓院肯定代表命运悲惨,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现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认为她们感染的概率较低。在亚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说:与处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这样的传说,使得妓女市场上对从村庄绑架而来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性奴隶而非其他的强迫型劳役。任何曾经在印度妓院与印度砖窑待过的人,都知道在砖窑当奴隶的日子更好过些。砖窑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此未来肯定有逃离的希望。

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更容易逃走。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然而,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

“‘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又是一顿狠打。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

“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

“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而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创办人鲁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时间在福布斯根杰镇住过。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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