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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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男孩子，没有不调皮捣蛋的。调皮捣蛋的最坏结局，就是挨大人的痛打了。像我这样以老实如女孩而闻名于广大街区的男孩子，整天厮混于那些捣蛋虫中，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又因为是家中的长子，经常处于内忧外患的旋涡中心，所以，不明不白地挨大人的打和骂竟然也是家常便饭。总而言之，家中的弟妹之间闹不和，是我老大的责任，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打骂骂，也是我当老大的责任。我又天生犟脾气，不是我的错，我就坚决不承认，不仅不承认，还要反将。在父母看来，这还了得，简直是无法无天，发展下去，将来非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可。于是就要狠狠管教，狠狠管教的不二法门，就是打，狠狠打，“棍棒下面出孝子”，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被打，一个道理。

我尚且如此，一般的男孩子可就更悲惨了。拳打脚踢是小儿科，绳抽棍砸那才是正经家法，更有甚者用绳子用细铁丝捆起来吊起来打。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谁家的院子里发出杀猪一样惨叫，遇到粗暴的家长，其惨烈的程度不亚于动私刑。手脚麻利的，撒脚狂奔，家长拿着棍子，厉声骂着，在后面狂追，像极了电影里演的黑社会杀手追杀仇家。

揍挨多了，也便有了应对之法，其法基本有两种。

一是笑脸。那时任你手打或棒击，我自笑脸相迎，打得越厉害，我越笑，就是泪流满面了，我还是笑，笑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看你还能忍心下狠手！更何况，面对如此从容笑脸，再狠心的人，也撑不住手要软下来。母亲常因此说，严婆不打笑媳妇。笑成了我躲揍的利器，本来我天性好笑，再经过暴打后的磨励，笑更成为我的常规表情了。

二是狂哭。刚开始打几下，就哭出声来，加大力度狂打时，则大声哭，暴打时，则狂哭，哭得天昏地暗，鬼神落泪，左邻右舍齐来相劝，哭得爹娘心慈手软，竟然也落下泪来，暗暗责怪自己下手太重，下次绝不如此惨忍了。

记得有一次不知犯了什么错，先是气得母亲打我，我以笑脸化之。没想到父亲火气更大，竟然拿着木棍来打我。我急闪身躲过，木棍打在桌凳上折成了两段。这时我则双手抱着腿，鬼哭狼嚎，高扬起悲情主义大旗。母亲以为我腿被打断了，跟父亲大吵起来，父亲也后悔，过来要抱我看看。我狂奔到大门口，大笑起来，这时他们才明白我用的是苦肉计，竟然笑弯了腰。

2007年12月23日星期日

看电视

县城里，最早有电视机，大约是1970年前后。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听说县政府大院里要放电视了，人们从四面八面涌来，人山人海地挤在县大院大礼堂门口，好奇心提到了喉咙口，纷纷争论着电视机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没人放片子，却可以看到人像听到声音。

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大方桌的椅子上，旁边的天线杆子，高达几十米。技术人员在耐心地调试着，黑白的画面时而是水波纹，时而是雪花，听到的是电波的嘈杂声。大家还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不相信这小小的塑料方盒子里，真能出现人像来。

调试无果，只得请供电局工人爬上天线杆子，按照调机子人的口令，不断摇着天线，找着正确的方向。大约九点多钟，电视机出影出声了，人群中发出欢呼声，纷纷向前拥来，急得工作人员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着那个出声又出图像的神奇匣子。

电视里放的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足球友谊赛。当时正是中阿友谊蜜月期，大马路上经常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但蜜月归蜜月，小县城里没人对足球赛感兴趣，大家看了一阵子人像扭扭曲曲的跑来跑去的画面，听了一阵子时断时续的解说，就索然寡味的散去。我却和小伙伴们坚持到最后，因为我小时看过一本《平格尔奇遇》外国科幻小说，其中就提到了可视电话，样子和电视差不多，但还不如电视神奇。如今亲眼看到科幻小说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了现实，心中的惊奇和兴奋可想而知。待到人家将电视机放到箱子中时，才恋恋不舍回家，夜里还做了一个有关的梦。

几年之后，亲戚家里由上海的亲戚送来一台九英雨进口黑白电视机，在街坊中轰动一时，每天晚上，家院子里都坐满了人，像电影场里放电影一样，更有家住很远的人跑来，为的是看一看什么是电视机。我们自然是常客，还帮着维持秩序。

毛主席逝世时，县城里已经有许多单位有了电视机，都拿到室外来，向群众播放悼念实况。县里还让各公社组织人，到县城里轮流观看电视直播。我那时下放在赵墩公社，也有幸被选到县城里来参加悼念活动，是在总工会的院子里，看的电视。

*结束后，物质丰富起来，县城里也有电视卖了，特别是彩电，更是紧俏商品，不仅要走后门，有时还要预先付款，才可提到货。也因此，出现了倒买倒卖彩电的，让一些人发了大财。

如今一家有好几台大彩电，已不是新鲜事，像超大屏幕液显、数字电视等等，正走进普通家庭，这是我们小时，把想像力发挥到极致，都想像不出来的。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

恶作剧

也许是受“革命传统教育”过度，小时候，见到男女亲亲热热在一起，总要嗤之以鼻，如果是街坊中熟悉的年轻小伙子搞对象，不仅要口而诛之，还要以小石子之类的轻武器伐之。

牛哥原来跟我们玩的好好的，整天带我们捞鱼摸虾捉鸟打架或者拿家里的瓜子糖葫芦犒劳我们，但自从他好上了一个肉联厂的杀猪女能手后，不仅瓜子糖葫芦成了杀猪女能手的口中美食，而且基本上对我们置之不理，下了班不是陪人家轧马路，就是一手提一个高板凳紧跟在人家屁股后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恼羞成怒的我们，愈加看不上眼他那副“女人迷”的疑似流氓行为，大家决定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口诛”是第一步。“牛哥”不叫了，叫他“牛犊子”，他的大名不是叫“相宜”吗，那就谐音叫他“香胰子”（洗脸用的香皂），甚至“臭香胰子”（洗衣服用的廉价臭肥皂），乐得那杀猪女能手摇着羊角辫儿哈哈大笑得几乎岔了气，牛哥则气得脸红若煮熟的猪肝，可又不敢当着杀猪女能手的面对我们过于凶神恶煞，只能干挥着拳头子，不断发出无言的警告。等到那杀猪女能手偶尔背过身子时，他不是飞脚踢我们，就是双手抱拳向我们求饶。好歹坚持到把杀猪女能手送回了家，他立刻凶相毕露，不是揪那个的头发，就是掐这个的耳朵；不是扭那个的胳膊，就是踹这个的屁股；不是按住那一个狗啃屎，就是按住这一个“老头看瓜”（硬把头钻在裤裆里）。正是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面对他的暴行，我们在鬼哭狼嚎般的痛苦挣扎之后，决心不把他们两个“流氓”捣散誓不罢休。

于是有了第二步的“笔伐”。夜深人静时，就用粉笔在“臭胰子”的院墙上写上“打倒大流氓臭胰子”，“臭胰子搞流氓没有好下场”。都是斗大的一个字，很远就能看到。然后又在四邻的墙上也写上类似的口号，甚至连厕所的木柱子上也让我们给写满了。第二天“臭胰子”气疯了，拿着个小刀到处刮，边刮边骂，可没等他刮完，杀猪女能手就哼着革命歌曲来找他了。“臭胰子”想找身体护那没刮干净的部分，哪里护得住，杀猪女能手不看便罢，一看立时羞的脸通红，扭头就跑，“臭胰子”只好哭丧着脸拿着小刀在后面追，我们则在后面大叫：“大流氓‘臭胰子’女人迷，拿着小刀抢女人！”“臭胰子”是首尾两不顾，气急败坏的直跺脚，只好跑到我们家里告刁状，害得我们痛挨一顿鞋底，罚挑两大桶水。

现在该我们穷凶极恶了。学电影《地雷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在“臭胰子”看电影回来必归的小路上，挖一个坑，再向坑里每人拉上一泡屎，尿上一大泡尿，上面先盖草，再盖土，然后远远看着他得意地傍着杀猪女能手有说有笑地嗑着香瓜子一路走来。只听“扑通”一声响，又听“啊呀我的娘”一声叫，两个狗男女齐齐栽倒，插了一脚臭屎实在让人开心极，不过，他们俩也因此亲密地搂在了一块，竟让我们觉得有些太便宜了“臭胰子”。

大获全胜之后，我们又剩胜追击，在他的大门上方放了一大包煤灰，待他推门进来时，落了一个灰头灰脑，像个刚从泥水里爬出来的猪，乐得我们拍手直称快。他来追我们，地上又撒满了我们事先扔下的西瓜皮，没走几步就摔了个狗啃屎。待他爬起，我们早已逃得无踪无影。

“臭胰子”终于甘拜下风，他又拿家里的瓜子糖葫芦犒劳我们不说，还特意请我们喝了一次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不仅醉了，还全身皮肤过敏，吃了好些中药才好。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干涉他的自由恋爱了。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