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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ALENBU)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马特冈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树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拉马特冈在它公民支持下坚强挺立(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Telaviv Hilton)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司机ABRAMOVIZ HAIME 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摄影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G —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两百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我就找不到焦点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在有十七层高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而警报一响,闲不住的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各国记者还赛着炫耀自己的军用品,那天,“台视”朱增有左腿上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他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lsrael——life behindthe Mask)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开幕。共有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63年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 ),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使参加影展开幕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耽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有十七层高楼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ABC、NBC 的一帮摄影师。CBS 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防毒面具。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全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由于用的四分之一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两百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两百美元的美国“多姆克”(Domke)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的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Nikkor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了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 Leafax 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的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一万五千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照片(亦可用彩底)只需6分半钟,而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 Leafax 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安保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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