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法即国法(2)
高氏这番论断我不敢苟同,尽管这番话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这种判案方式在家长制的皇权时代,尽管能应付,但祸患无穷,法律弹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权者利用这弹性伤害弱势者。
《明史·后妃传》载,“一日,‘马皇后’问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朱元璋极力防范后妃干政,因此他认为马皇后不该问老百姓是否安宁这类政事,可马皇后的回答让他哑口无言,既然国即家,国法即家法,国事乃家事,父亲可以管儿女,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的生活状况呢?
所以说,国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人家照样可以解释:夫唱妇随,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说了算,但当母亲的“过问、关心”是否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慈母”的分内之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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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1)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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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2)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