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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另一位大太监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位,这样的功劳怎样说都不过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气焰嚣张,令朝野侧目。经过人生巨变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时稳重多了,因此对那些复辟功臣的放肆渐渐有所警觉。石亨事败后,曹吉祥也感觉到危机,他想到的不是消极避祸。对于英宗这样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功臣只要不轻举妄动,平安养老是没问题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险,他的养子曹钦是带兵的都督,曾经问过手下的门客冯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没有当皇帝的?”这个马屁精门客脑子转得真快,随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说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养子,而且是同姓。这下曹钦心动了,决意造反。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姓、同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前,曹操父子经营了多少年?再说此时的大明不是当初的汉朝,英宗也不是献帝,而且他们父子俩,谁有曹操那两下子?曹钦带兵攻入朝房,杀死几位大臣,但失败的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迟。

太监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紧紧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权威的源头是皇帝,所以别人忌惮他。一旦他决定造反,反叛他的权力来源,就是无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诛之,连纸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败。

王振误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还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为大约英宗觉得王振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是忠于自己的,出了个馊主意惹来了祸事,可以原谅。而曹吉祥虽然有拥立复辟大功,但最后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劳再大也不可原谅。态度决定一切,信然。通过刘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监的命运,能看到阉宦专权的底线在何处,那就是:对于奴才来说,无论主子怎样纵容你,仗着主子的势力如何无法无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从奴才变成主子,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1)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实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

《儒林外史》写了一帮读书人的生活,他们大多数是非主流的,一旦像周进、范进这些寒士,中了进士做了官,他们整天想到的是那些庙堂的“大事”,和民间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就不会有太多的来往了。

明代后期,天下承平日久,便出现了许多非主流“名士”,所谓非主流,就是指科举不得意者。是否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是划分主流还是非主流的唯一标准。周进、范进等人,没中举之前,人人可以奚落他,中举后,有了官职人人巴结,丫鬟、豪宅全都有了,便立马“主流”起来。所谓的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是因为士可以做官,做官就有管农工商的权力,做不了官的“士”很多时候还不如农工商,对没有发达的士,有人还能存一份表面上的尊敬,是因为想买他的潜力股,理论上这些人未来都有名中黄榜,身穿蟒袍的可能。要真成了孔乙己那样的死老虎,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正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这些名士,以诗词唱和,风花雪月自娱自乐,坐在一起就骂那些误尽读书人的“时文”——八股文章,骂那些得意的官僚和势利的盐商。其实这里面很多人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们身在江湖,心寄朝廷,一刻不忘嘴上咒骂的官场。暗中艳羡那些靠科举发达的士子,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做官,大多数跑得比谁都快。他们的狂狷和名士气,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屑于卖苦力、做生意,只有搞行为艺术,企望通过这种行为艺术,引起士林注意,上达朝廷,有朝一日被征辟,那扇“幸进之门”向他洞开。

《儒林外史》书中有一回莺脰湖聚会的雅事,聚会的东道是父亲做过中堂、长兄为通政司大堂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哥俩何尝不知道科举的甜头,做官的威风?他家的显赫无不来源于父兄科举的得志。可自己总是考不上,便变成批判科举、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士人。书中写道:“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因为父兄的庇荫,他俩不同于其他寒门士子,家里有大把大把的银钱让他们使,可以好好地做乡绅。但他俩不能忘怀功名,便想利用自家的财力和声望,网罗江南其他不得志的名士,过过在野党领袖的瘾,便有了此次“网友聚会”。

看看这哥俩网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为艺术家”。明代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手机和电话,但仍然有一种民间传播途径。谁谁是大名士,谁谁有才华,谁谁行为不同于常人,谁谁无意于科举,等等,在士林里还是传播很快的。所以一见面,都互相恭维,“大名如雷贯耳,闻声相思好多年”,就如现在网友聚会,互相说:“你这个ID我很熟悉。”

娄家公子首先注意的“名士”是杨执中。这是个数次科举不中的庠生,因为不得志,他便发牢骚说因为永乐大帝搞坏了大明江山,大明今不如昔。听说此话的娄家少爷立即引为同道。这位杨执中在一般人眼里是个怎样子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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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2)

“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考不上功名,做个职业经理人不也是蛮好的吗?可他偏偏不,还想着官场,摆摆读书人的谱,给人打理盐店,亏了人家七百多两银子,被官府收押。

这样的人在娄家哥俩眼中是轻俗利、有气节的奇人,便利用自家权势将他从官府里保出来。这样一个杨名士其实最怕官,也最在乎权势。娄家少爷第一次拜会他时他误会为官差抓他,让人撒谎说自己不在家。当他知道是相府公子找他时,立马谦卑地对娄家仆人说:“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

可他在公众场合,时时显示自己是淡泊名利的高士,主流媒体他不能在上面说话,便自己到处上网贴自己的帖子,积攒人气。碰到一个不识字的卖菱小孩,也塞一张自己写的帖子,上面有一首不知从哪儿抄来的诗: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娄家公子来他家,就让他俩看自己破书房墙上的诗:“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

这两下子,一开始还真蒙住了长在豪门的娄家哥俩。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饭都吃不饱,还不愿意“妄为些子事”,一天只想天上掉馅饼,“春风到草庐”,一觉起来就显达。这样的人,从古到今都不少。一旦有一点利益来了,马上屁颠屁颠地拥上去,娄家公子相招聚会,杨执中连自己傻儿子老六都带去打秋风。

娄家相招的第二个“名士”便是杨执中的好友权勿用(全无用)。杨执中向娄家少爷如此介绍他:“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这样一个“第一等人”的行为艺术更是惊世骇俗。他戴着孝帽子进城会朋友,书中描写道:

“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这哥们对交通规则还不如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熟悉。这行为艺术一年前在北京建外现代SOHO旁边搭一个“鸟巢”,住了好几天的诗人何如?

这样一位“名士高人”,究竟是何种德行呢?拐了兰若庵的尼姑僧远,藏在家里任自己享用,被庵堂的主持告到萧山县知县那里。

娄家公子招的第三个“名士”,便是权勿用时常说起的张铁臂,自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砍了个仇人的头装在革囊里,寄存到娄府自己亡命天涯。这分侠肝义胆让娄家少爷委实佩服。可是害怕人头发臭的娄家,打开革囊一看,里面原是个猪头!

娄家请来的第四个“名士”,便是后来穷困潦倒,死在他乡,自己ID被人冒用的牛布衣。

可怜的娄家少爷,花了这么多银子和精力,搞了个“网友聚会”,来的就是些这样的主。最终只好收起当领袖的心思,闭门谢客,整理家务了。

《儒林外史》中还写过一次玄武湖边的选美风月会,策划、组织这场风月大会的,一个是有钱的世家子弟杜慎卿,一个是没钱但有点子的策划奇才季苇萧。

这个季苇萧是《儒林外史》中少有的一位活得真实的人。他到处奔波走穴,一会给这个官员出点主意,一会给那个商人帮点忙。老婆不在身边,因此靠泡妞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读了几本书的文人入青楼、纳小妾非常正常。

这季先生最可爱之处,则是他好色从不遮遮掩掩地解释,而是爽快承认。他娶了王老爹的孙女,碰到了王老爹的女婿——也就是他老婆的姑父。可是他毫不回避自己娶妾,指着洞房的对联“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对姑父说:“我们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而且解释了“泡妞”经费的来源:“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了一个妾……”何等的坦率,季苇萧的言外之意就是:有了银子就应该用来泡妞,这是光荣正确的事业。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3)

天长杜家的两位后人杜慎卿、杜少卿哥俩,一个是对利益得失算得清清楚楚的假名士,一个是真的不计较钱财的真名士。杜慎卿是前者,他结交一帮帮闲篾片无所谓,花不了他几个银子。问题是他既好女色,又好男色,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圈里的朋友都知道这位杜老爷那点爱好。自己托著名的媒婆沈大脚满城去找美女做小妾,季苇萧祝贺他,他假惺惺辩驳道:“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的事怎的?”

好色就好色,偏要假传宗接代这种“孝道”之名,还引用了开国皇帝太祖的话:“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可季苇萧这位风月场里的高手,太了解这位正人君子其实和自己是同道者,因此敢于开他的玩笑,将一个五十多岁的丑道士说成飘逸风流的少年,惹得杜先生推迟去察看小妾,急忙忙赶到道观去结交。

因为两位都热爱风月事业,所以他们邀请所有南京戏班子的旦角,在玄武湖边搭起了选美台子。杜先生此番豪举虽然花钱不少,但“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爷名震江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运气不好,考不上进士,进不了官场,又没有搞民间社团的能量源和胆量,也没有让士林佩服的学术潜质,那么出名的办法只有一途:投身风月事业。——当然这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你没有祖宗遗留的巨大产业,还是先急着去挣银子吧。

最庄重的一次聚会,则是南京泰伯祠落成,金陵城里有点名气的读书人都去参加祭礼,这次聚会实则是一次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的排座次。中国人有一种顽固的排名情结,不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是从文还是习武,最终都要搞出一个排名表,读书人考中进士,一甲第几名,二甲、三甲多少名,那是伴随他一辈子要带到坟墓中的资历。宋江等一帮打家劫舍的好汉们,平时称兄道弟,但排起座次来毫不含糊。连花界的妓女们,也要搞“十二钗”之类的评选。

常熟县有一个真儒虞果行,名闻儒林半生,到了五十岁终于中了进士。这把年纪从知县做起,太晚了,做翰林也太穷,因此被派到南京国子监做了一个博士这类闲官,领一份俸禄不问政事,在官场当然属于被边缘化的人,但在民间士人眼里,他还是有官方身份的。另一位是出自书香世家的庄绍光,也是科举不第,但名气很大。天子下旨征辟,进北京面圣一次,虽然没做成官,但皇帝仿照玄宗对李太白赐金出宫的故事,奖励他五百两银子,让他回南京安心读书。这样的布衣当然非同寻常。

因此,泰伯祠落成的祭礼上,主祭由虞果行担任,庄绍光任亚献,排名第一和第二。靠编考试指南的老秀才马纯上,知交遍天下,而且是浙江人,从各方面考虑选做三献,这种大型聚会资历和地域都要充分考虑,以显示平衡。再往下排,最有影响力就数杜少卿和迟衡山先生了,他俩做了出镜率很高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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