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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第2页）

我想着克里斯蒂安的双手正在检查薛脖子上的套结。我熟知他触摸之下的怜悯，对于薛的身体最后接触到的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满怀感激。

等到林奇一离开，典狱长站上平台，宣读整篇许可状。字句在我心里进进出出：

……1997年3月6日，以赛亚·马太·布尔能依法以两项杀人罪名被判死刑……法庭根据上述判决宣布，以萨亚·马太·布尔能的行刑日期定于2008年5月23日星期五早上10点……

……命令将前述判决改为绞刑，让以萨亚·马太·布尔能脑死亡……

典狱长说完，转向薛：“布尔能受刑人，你有没有什么遗言？”

薛眯着眼睛，直到在第一排找到我为止。他定睛注视我良久，然后转向迈可神父。但那之后，他转向帐篷另一边被害人一方见证人聚集之处，朝着琼·尼尔森微笑。“我原谅你。”他说。

在那之后，一片布帘被放下来。布帘的长度只盖到绞刑台地板，还是半透明的白布帘。我不知道典狱长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看见后方的动静，但我们确实看得见令人毛骨悚然的轮廓。薛的头被套上布兜，脖子上的套结被拴紧，两位看守他的警官往后退。

“再见。”我低语。

有一扇门不知从何处砰然紧闭，活门突然打开，身体笔直落下，当重量抵达绳索末端时，迅速传出一声爆裂声响。薛仿佛那不甚优美的芭蕾舞女主角、一片十月的落叶、一片飘落的雪花，缓慢地逆时针摆荡。

我感觉迈可神父的手落在我的手上，传递不需言语表达的信息。“结束了。”他轻声说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转向琼·尼尔森，但我的确这么做了。那女人背挺得有如一颗杉树，大腿上的双手合得那么紧，我可以看见半月形的指甲刺进了她的肌肤。她的双眼牢牢紧闭。

经过这一切，她甚至没有看着他死。

薛被处以绞刑之后，下半部的布帘拉上了三分十秒。这片布帘完全不透明，尽管它因后方的动作而晃动不已，我们依然无法看见任何动静。帐篷内的警官没让我们过多逗留，匆忙地领着我们经由不同的出口来到庭院。被带出监狱大门外的我们立即被大批媒体淹没。“正好，”陆夫斯因肾上腺素而激动不已，“这是我们的光荣时刻。”我点点头，注意力却放在了琼身上。我只是飞快地看了她一眼，一个女人招呼她进入一辆等候的车子。

“厄夸特先生，”二十支麦克风宛如一束黑玫瑰，顿时凑近陆夫斯脸孔下方，一位记者发问，“你有什么话想说？”

我往后退，看着聚光灯下的陆夫斯。我只希望自己当场人间蒸发。我知道陆夫斯并不是故意在这里把薛当做一枚棋子，他只是在执行自己身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老板的工作。然而这么一看，他和科因典狱长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薛·布尔能死了，”陆夫斯冷静地说，“六十九年来，本州第一次死刑……我们是唯一的，法律文书内依旧有死刑的发达国家。”

他环视群众：“某些人说，我们国家依旧有死刑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惩罚某些犯人。死刑被说成一种遏止犯罪的方法，但实际上，我们的凶杀案发生率却比那些没有死刑的国家更高。又有人说，处决一个人比关他一辈子来得便宜，但实际上，当你分析十一年来以公共经费支付的上诉费用，处决一个犯人的费用比无期徒刑多出三分之一。某些人说，死刑的存在是为了被害人家庭，他们能依此完全和自己的悲伤作个了结。但丧钟在他们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头上响起时，正义和公平真的会到来吗？我们又该如何去解释，为何一桩在乡村犯下的谋杀案，要比城市中的谋杀案更轻易地得到死刑判决？为何被害人为白人的谋杀案，相较被害人为黑人的谋杀案，判死刑的几率高出三倍半？为何被判死刑的女人只是被判死刑的男人数量的三分之二？”

在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我已经踏入媒体给予陆夫斯的小圈子内。“玛吉，”他盖住麦克风低语，“事情在我掌控之下。”

一位记者递给我名片：“嘿，你不是他的律师吗？”

“是的。”我说，“我希望这足以证明，我有资格告诉你们我即将说的话。我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工作。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厄夸特先生方才发表的统计数字。但这些言论意味着什么？经过这些日子，我对琼·尼尔森失去的一切，发自肺腑地感到抱歉。今天，我失去了一个自己真正关心的人，某个曾经犯下大错的人。他的内心有如坚果，难以打破，但我会在内心替他保留一个位置。”

“玛吉，”陆夫斯拉拉我的袖子说，“把真正的忏悔留给你的日记。”

我不理他，说：“我认为今天依然要处决罪犯的理由是，对于令人发指的犯罪，我们能有令人发指的惩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我们不会义正言辞地说出来。我们想让大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摆脱那些我们认为永远学不乖的人。我认为问题在于，由谁去认定这些人？是谁来决定，这桩罪行足够骇人，而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死刑？如果上帝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而他们错了呢？”

群众窃窃私语，摄影机依然在拍摄。“我没有孩子。我没办法说，如果今天我的孩子被杀，我也能感同身受。我没有答案，如果我有，今天的我将会更富有。但我开始觉得，这样也没关系。我们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应该先提出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如果每次都不一样呢？如果正义并不等同于正当途径，该怎么办？因为在终结来临之际，我们身边剩下的只会是一位被害人、一件待处理的案子，而不再是一个小女孩或一个丈夫。犯人不想知道监管人员的孩子的名字，毕竟这将让他们的关系过于私人化；执行处决的典狱长并不认为死刑应当存在。这里还有一位理应回到办公室结案，然后继续过日子的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的律师。我们剩下的只是死亡，毫无人性的死亡。”我迟疑了一会儿，“所以，你们告诉我……这场处决真的让你们觉得安全了吗？它让我们大家变得更紧密相连吗？或者，它使我们离得更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