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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人来访,却言梁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梁启超回答说:“欲之,然难得妥当人。”谁知,友人是何惠珍所托之人,前来说媒,甚至说“已誓不嫁”,只等梁启超的回应,让梁启超甚感为难。

其后不久,一西人宴请梁启超,梁启超到后发现,此人原来是惠珍的老师,于是请何惠珍代为翻译。席中,梁启超与何惠珍畅谈良久,大论中国女学、儿童教育,却都不提及二人之事。何惠珍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使得梁启超也苦于应付。面对如此优秀、有抱负的女子,梁启超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爱慕之情溢于言表。论及倡办女学时,何惠珍款款深情的望着梁启超说:“他日先生维新大业成功后,不要忘记我。若是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到来。我心中只有先生一人。”握手告别以后,梁启超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乃至终夜失眠。

徘徊中,梁启超鼓足勇气,给妻子李惠仙写了一封长信,道及自己与惠珍的认识经过和爱恋经历,诉说自己的苦郁,言昔日“因惠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一全国;若更因惠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但自己与惠仙虽离多聚少,然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定然不会拒之而逃,况且自己提倡女权,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决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可是,信中梁启超对何惠珍的感情让李惠仙看出了自己丈夫的压抑与痛苦,知书达礼的李惠仙决定玉成这件婚姻,提笔复书梁启超。然则梁启超见书后感到妻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听到妻子拟禀请于父亲,大吃一惊,速回复书信一封,言“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人岂能谅我?”自己只是“每接见西人,翻译者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

不久,梁启超接到上海来电,促其速归,于是匆匆返回日本。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发乎情,至乎礼而已”。后来,梁启超作诗数首来咏述这段开放自由的爱情: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还有一首是说自己若能成功后,一定与其携手共办女学:

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

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

武装勤王运动

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以后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成立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结果东南半壁江山,赖以保全。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发动武装勤王运动。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满人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二者中间又产生了矛盾。此时,梁启超提出推举光绪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没能够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给起义埋下失败的隐患。

尽管梁启超在檀香山频繁活动,事务繁忙,可是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他不得不为此极力奔走,大造革命舆论。

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热情赞扬革命,鼓动社会。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底下,梁启超针对此种状况提出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没有引起康有为的重视,最终酿造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  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方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

澳门总会的拖沓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曾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随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在信中梁建议设一总理,总持各事,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一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为了起义的需要,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桂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唐才常回国后,也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后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口号为“救国自立”,争取社会各界的有志人士。

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即哥老会洪门组织,以自立会会党为基础,用来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江湖上名声极盛的张耀廷、刘传福等人为正龙头,康有为、唐才常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被列为副龙头,而梁启超、林锡桂为总堂,地位又较次之。可是由于自立会以康、梁、唐、林为骨干,所以他们在组织内的地位并不低。由于原维新派前辈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所以,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的领导,一方面又拥戴孙中山,在当时被称为“极峰”。

1900年7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哥老会内部同志倡议设立“国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经过协商,不久,上海同志八十多人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会聚一堂,召开大会,叶浩吾任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后定会议为中国议会,并推举容闳担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后,容闳作了演说,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听者无不意气风发,掌声雷鸣。三日后,“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完善机构,改革人事,开始了指导勤王运动的使命。

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次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

当时,唐才常统帅中军驻扎汉口,另有几支武装分驻安庆、大通、常德、新堤,号称10万,准备于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一同起义,直挥京师,以求推翻清廷。梁启超为了有效的指挥起义,赶紧从檀香山回到日本,仅做稍稍停顿,便赶往上海,准备亲自指挥战斗。

踏上回国的轮船,梁启超早已没有了闲情逸致来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海鸥的一飞冲天,心中充满了对起义胜利的憧憬。明月落在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身上,泛起一波光环,淡淡的,似青烟飘过船舷,漫向远方。淡淡的隐忧弥漫在他的心头,军士的过于自信,组织的混乱,联络不畅,还有最重要的军饷,一件件事情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对起义充满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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