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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式共和,并且加快了同袁世凯的议和谈判,国内共和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梁启超闻之倍感失意,无奈之下只好支持共和,以谋共和制下的立宪政体。4月,梁启超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评价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赞颂革命共和派。梁启超的表态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欢迎,黄兴、章太炎也开始联络梁启超,并表示欢迎其归国领导建设,汪精卫写信对论争时得罪“先生”道歉,颂其“以积学养望,同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一笑泯恩仇”,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和恐慌,康有为频频作书训斥梁启超,以使其“浪子回头”。可是在时代脚步面前,梁启超顺应潮流,与康有为落后的思想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汤化龙、林长民等应时势需要,联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选举梁启超为领袖,梁启超的归国条件完全成熟。

1912年11月8日,在各政党的呼吁下,在全国国民的期盼下,梁启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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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人才内阁”

经过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梁启超归国问题提上了日程。1912年11月,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轮。

“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如今归国,恐仍不得安宁,鲜花美誉,明枪暗箭将一并袭来,虽“登舟吸纳海风,宿疾全愈,胃愈壮”,心情大爽,可是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浪,梁启超“亦觉体中不适”,“闷守小室中,殆无复海行之乐”。  归国的兴奋不足以抵消梁启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突如其来的风浪让梁启超胆战心惊,揪心不已。

经大沽,11月18日抵达天津,直隶都督派人远迎,民主等政党亦纷纷接梁启超于船上。张骞、黄兴等皆在天津等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政要的谒见,社会各界的轰动,欢迎之隆重,气氛之热烈,也让梁启超喜出望外,倍感意外。梁启超在津连日赴宴,发表演说,“应酬苦急”。后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梁启超启程前往北京。

11月28日,抵京。袁世凯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迎接与正阳门车站, 交通为之一滞。是夜,梁启超便参加旧友组织的欢迎宴会,开始浸入了热情的欢迎会与接待宾客之中,繁忙不已,宾客来访,“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每日必有演说,“都中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报界中,同盟会各报馆中“有一二赞美之词”,梁启超如“众星之拱北辰”中之北辰,原###和斗士,如今成为了共和国青天白日旗下的英雄,而原立宪派也一吐心中闷气,勇气百倍,“人人有哀思战斗之意矣”。

在北京,梁启超应总统府之邀,谒见袁世凯。此时,二人虽有旧仇,但面对共同的敌人国民党,都急需筹措大党,以图控制内阁,袁世凯期望借助梁启超的威望在舆论上支持自己,而梁启超则希望自己能够出任内阁总理,以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袁世凯出钱,梁启超出力的一场互相利用、相互斗争的交易开始了。

12月10日,梁启超结束“可谓人生之至快。亦可谓人生之至苦”的十二日京城生活,返回天津。风光的生活让梁启超疲惫之余,又有几分得意,自信心猛增,自谓自己“远非孙、黄所及”。他鼓吹革命,宣扬民主,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功绩永不可灭。胡适这样评价道: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千百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回到天津后,闭门谢客,重整旗鼓,成为政党政治及责任内阁的鼓吹者和追逐者,在青天白日旗下,梁启超继续他一直追求的政党政治,梦想左右天下。

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承认“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拥护共和,成为共和制度的卫道士,同时他重振立宪派士气,恢复其名誉。11月,梁启超创办《庸言报》,成为他归国后的第一个宣传机关,发表《中国道德之大原》、《治标财政策》、《论国会会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等畅论主张,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流亡期间,梁启超潜心于研究政治、财政、法律等学术问题,使之成为他飞翔的翅膀,从此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党政治的热潮之中去。

此时,国内政党浪潮迭起,原立宪派与革命派均重振雄心,积极组建政党,参加权利的角逐,以其在选举中击败对方,重整内阁,以和平手段与袁世凯争夺权利。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的最大党派,孙中山任理事长,后请宋教仁代理。

这时,国内尚有共和、民主、统一等党。1913年2月,梁启超正式加入国内第二大政党共和党,由于同时作为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在政党中的威望逐渐提高。为了与国民党抗衡,梁启超迈开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1912年冬,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按时召开了国会选举大会。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共392席(众议院269位,参议院123位),大获全胜,而共和党175席,统一党及民主党各24席,选举的失败让梁启超“心力交瘁”,极度悲观,甚至“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社会教育”。

梁启超突然沮丧,使“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也仓皇失色。国民党的获胜对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急需梁启超出面以收拾时局,对抗国民党。于是派人极力劝阻,同时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了极端手段。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召开,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国民党再次占据压倒性优势。

1913年3月20日,陶醉于大选胜利的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枪击中,两天后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而亡。梁启超被列为重大嫌疑之中,然梁启超心怀坦荡,在《庸言报》上发表《暗杀之罪恶》,谴责“暗杀者如驯孤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此夫耻之”。说明“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不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  同时袁世凯也应国人的要求查明主犯。“穷究主名”,然而最后却暴露了此举却是他自己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所为,国内报刊纷纷谴责袁世凯暴行,揭露他颠覆共和的阴谋,革命派也开始计划武力反对袁世凯,重塑共和。

1913年5月,梁启超联合原立宪派和北洋派的三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组成新的政党——进步党。三党合并酝酿数月,至是才合并成功。会上,黎元洪被推举为理事长,梁启超、张骞、伍廷芳、孙吴、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为理事。梁启超成为该党的理论指导人,实际领袖,国会形成以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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