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个人杵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做出了愤怒的表情。
他就是我的二郎李世民,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我也愤怒了。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缺谁都不行,因此我不喜欢在关键时刻还念念叨叨的人,即使是我最欣赏的二子李世民也不例外。
“有什么事儿,回到太原再辩论,看看现在大家都去动员大军返回了,你还像六月的火炉,谁还凑和你?”
这是我第一次训斥李世民,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李世民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打死我,我也要说,我必须说,我不能拿几万人的性命开玩笑,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何况是暴风骤雨的天气,我们回去就好像穿高跟鞋跑步,想快也快不了,何不等着雨停了,再寻找战机,争取主动,方能做到其乐无穷。”
果然,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此次更少,仅此李世民一人而已。
奔五的我,真的老了。
经李世民据理力争,我慢慢总结出了返回太原的各种最坏结果:六月起兵,七月首胜,士兵们正在雄赳赳气昂昂,如果走回去太原,对于士兵来说,简直是蒙在鼓里听打雷,分不清东南西北,那就出现一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一哄而散。
我差点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被人讥笑的愚人,不错的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快!大军赶快回来。
这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转得太快,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不过我那张老树皮脸,你休想看到一片绯红百里杜鹃的美景。
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的粮草恰到好处地运到了我的驻地。
更加亢奋的是,八月一日,雨过天晴,老天爷,你实在对我太好了,我如果是个女人的话,你要我做什么都愿意。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啷啰。
八月二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晒太阳。
但有一点很重要,必须下基层,协助士兵们把衣物烘干,把干粮带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我无疑是他们的长辈,我可不想做眼睛长在头顶上,光看上,不看下的无耻小人。
于是乎,军营内外,一群群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拘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一个人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雨过天晴,时时活像千斤顶。
八月三日,衣服干了,脸变黑了,腿不酸了,一口气从东南山底抄小路跑到宋老生所驻守的霍邑,不费劲儿。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而我们走的是小路,实际上是打预防针,就怕宋老生那老鬼在大路设埋伏,如果中了他的圈套,也够喝一壶的。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是虚惊一场,也许是我太小心了,或者说太多疑了,但是人们不是常说了,粗心大意失荆州,小心驶得万年船吗?
小路连个鬼影都没有,大路更不消说了,简直就是上班时间出来赶马车,畅通无阻。
我暗暗庆幸,宋老生那老鬼还是有几分害怕的,不会想到什么幺蛾子的事儿来,想去想来,宋老生这等货色也就连帮我提鞋拿包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