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表针会指到一点一刻?我发现有两种解释。或者说,这是凶手制造的现场,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作案时不在场,后来,由于听到外面人来人往,他想逃离这个现场时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说──等一下──我有了个新的想法──”
在鲍克先生冥思苦想时,波洛和大夫都恭敬地等候着他的最新发现。
“想出来了,”他终于开了口,“拨表针的不是穿列车员制服的人!而是我们叫做第二凶手──左撇子──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穿鲜红色睡衣的女人!她去的迟,为了不引起怀疑,就拨了表针。”
“妙极了!”康斯坦丁大夫说,“你真会想象。”
“实际上,”波波说,“她是在黑暗中戳中的,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可是,不知怎么地推测,在他睡衣口袋里有一块表,就把它掏出来,盲目拨针,并且把它敲瘪。”
鲍克先生冷冷地看着他。
“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他问道。
“此刻──还没有。”波洛答道。
“反正,”他接着说,“我认为,你们两位都没发现那块表的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第六个问题要回答的吗?”大夫问道,“对于这个问题──谋杀是发生在一点一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同意,”鲍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比一点一刻早吗?我说,是的。
大夫,你也这样想,是吗?”
大夫点点头。
“是的。但是,‘比一点一刻迟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推论,鲍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会同意的,尽管他不想承认。第一个凶手在一点一刻之前作的案,第二个凶手则在一点一刻以后行刺的。至于左撇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弄清楚旅客中,谁是左撇子?”
“我还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波洛说,“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要每个旅客都签名,或留下地址。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有的人用右手做某些事,而用左手做另一些事。有的人用右手写字,可有左手打高尔夫球。但是,可能会有些帮助。除了拒绝写字的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所有的旅客都是用右手写的。”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不可能的。”鲍克先生说。
“我怀疑,凭她的力气,能戳那左撇子的一刀吗?”
康斯坦丁大夫疑惑地说,“那一刀要用相当大的力气。”
“比一个女人的力气大吗?”
“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认为,至和要比一个老妇人的力气大,而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体质尤其弱。”
“也许这是一个精神对肉体的影响问题。”波洛说,“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巨大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还是暂且把它搁一搁吧。”
“至于第九和第十两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确信,雷切特不止被一人所杀?刀伤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依我看,就医学上而言,那些刀伤是没有任何其他解释的。
假定说,一个男人先轻轻一戳,然后再大力戳,先用右手,再用左手。大约半小时后,再在尸体上戳几刀──当然,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对,”波波说,“不成立的。可是,你认为有两个凶手的假设就能成立吗?”
“就象你刚才说的那样,还有什么其它的解释呢?”
波洛双眼直盯着他。
“这正是我自己问自己的,”他说,“而且一直不停地问我自己的问题。”
他向后一仰,靠在椅子里。
“从现在起,一切都在这里面了。”他拍拍自己的脑门说。“我们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事实也都在我们面前了,而且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旅客们一个一个都传到这来过,轮流提供了证词。我们已经知道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从外界……”
他朝鲍克先生亲切地笑了笑。
“我们好象在开玩笑,是吗?──这样靠座椅,能想得出真相吗?好吧,我马上要所理论付诸于实践──就在这儿,你们眼前。你们俩也必须这样做。让我们三人都闭上眼睛,静静思考……
“雷切特是被一个或更多的旅客杀死的。那是他们当中的哪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