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第2部分（第2页）

“我爸爸不让我学电子琴，他说如果我想学电子琴，就去找乔厂长当爸爸。乔厂长，你做我的爸爸好不好？我也很想学电子琴。”

乔厂长夫妇怔了，对视一眼都不说话。秦昭昭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小脸蛋上满是可怜兮兮的表情。

这时，里屋的电子琴声停了。一个和秦昭昭差不多大的小男孩走出来，好奇地看向她。秦昭昭则以十倍的好奇回望着他。因为这个小男孩和她以前见过的小男孩完全不同，他特别特别的干净，从头到脚都干净得一尘不染。小小的白衬衫白云一样白，蓝色背带裤蓝天一样蓝，怎么看怎么赏心悦目。

在长机地区这个城乡结合部长大的男孩子们，大都像小猢狲似的到处蹿，玩起来极疯极野，一个个看起来总是脏兮兮的，满头满脸都是泥。身上的衣服脏了洗洗了脏，到最后根本洗不出颜色。像眼前这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秦昭昭还是头一次看见，不由睁大泪眼看呆了。

厂长夫人马上转身迎上去：“乔穆，你出来干什么？快进去接着练琴。”

那个叫乔穆的小男孩十分听话地转身回房了。他只在秦昭昭面前露了一下面就又隐入房内。多年以后，秦昭昭在语文课本上学到“惊鸿一瞥”这个词时，情不自禁地就联想起当年初见乔穆的那一眼。

那天秦昭昭是被乔厂长夫人送回家去的。她在厂长家闹的笑话被父母知道后，妈妈叹气，爸爸脸憋得通红。她很害怕，以为爸爸这次一定会打她打得更重。结果爸爸却没有打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支他当兵时买的口琴吹给她听。

“昭昭，口琴的声音也很好听的。咱们不学电子琴，爸爸教你吹口琴好不好？”

秦昭昭的电子琴没学成，跟爸爸学起了吹口琴。她觉得口琴的声音没有电子琴好听，但既然学不了电子琴，口琴好歹也是琴，有一种沾了边的安慰感。

去过乔穆家后，秦昭昭再上托儿所时，有了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妈妈，乔穆为什么不上托儿所？”

厂托儿所里，全是年纪与她相仿的小男孩小女孩。那天看到乔穆，他应该和她差不多大，可他为什么不要上托儿所呢？

秦妈妈告诉她：“乔穆他不上咱们厂里的托儿所，他在上市里的实验幼儿园。”

“什么是实验幼儿园？”

实验幼儿园，是当时市里条件最好的幼儿园。一来收费较贵；二来路途遥远接送不方便，普通职工耗不起那个时间金钱把孩子送去那，基本上都首选设备简陋的厂办托儿所。长机地区这一带，只有少数几户条件较好的人家才会送孩子去城里上幼儿园。秦妈妈不知怎么对女儿解释，只能含糊带过：“实验幼儿园，就是更大一点的托儿所。”

“妈妈，我也想去上实验幼儿园。”

秦妈妈叹口气：“昭昭，你不要什么都想好不好？你学不了电子琴，你也上不了实验幼儿园。”

“为什么？”

秦妈妈没有告诉女儿为什么，只是摸着她的头再次叹了一口气。

渐渐长大后，秦昭昭才渐渐明白答案。人或许不分阶级，但却有阶层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的区分就表现在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上。乔穆和她，就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所以他能学电子琴，她只能学口琴；他能上实验幼儿园，她只能上厂办托儿所。

但在当时，秦昭昭不能理解这些，她只是感觉到乔穆和她、以及她经常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们不一样，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她从没见过他出来玩，男孩子们在马路上三五成群地拍画片、打弹球，滚铁环、飞竹蜻蜓……当中从不曾出现过他的身影，至于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就更不用说了。她觉得好奇怪，他难道都不出来玩的吗？

乔穆是秦昭昭所见到的第一个不爱玩的小男孩。她这才知道为什么以前从没见过他，他住在房门一关就自成一统的楼房里，又老不出来玩，整天关在屋子里别人怎么会认识他呢？

后来秦昭昭才知道，乔穆每天早晨被他妈妈送去实验幼儿园，下午接出园后还要去学电子琴，总要晚上才会回家。然后吃饭，洗澡，再练练琴就差不多要睡觉了。他根本没有出来玩的时间，而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出来跟其他孩子们玩。不练琴的时候，他也是呆在家里跟着妈妈学生字，背古诗。

乔穆的妈妈穆兰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来江西农村插队的上海知青。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据说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实商人，解放后被打成了资本家，各类运动中带累全家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资本家的后代，穆家的一对儿女本来按政策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都没留成。街道办事处的人天天找上门来，说得好听是动员，说得不好听就是要赶你下农村，理由是资本家的孙子孙女更应该要去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与锻炼。于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挥泪送别两个孩子，穆兰来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云南。

穆兰在农村插队三年后招工进了长城机械厂，不用扎根农村一辈子。对于她幸运的招工进城，有人背地里说没准是跟村干部睡了觉才换来的。当然究竟是与不是，谁也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这个上海女子身上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含蓄的气派，那气派让人不敢在她面前乱嚼舌头。她的容貌也说不上多么漂亮，但和厂里一帮女工们站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把她挑出来。对此，长机厂的人只能定论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就是显得跟咱们小地方的人不一样。”

然而彼时她幸运的招工进厂，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中却成为不幸。　中央的政策开始允许知识青年返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国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她已经在长机厂上班领工资，上海是无论如何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蹉跎了如花年华后，二十七岁的穆兰最终嫁给丧偶的厂干部乔伟雄，次年生下儿子乔穆，从此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为大城市来的女人，穆兰对她的独生子有着非常严格的培养计划。她的计划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长机一带，是极其超前的。这一带的父母们彼时根本就没有“培养孩子”的意识。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执行了，但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还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有，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金钱去逐一培养。生下孩子后，只要保证不饿着不冻着他们就行了。而孩子们在上学前几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长，随便他们怎么玩，不哭不闹不打架父母们就不会管。上学后开始会管一管学习，偶尔也盯着孩子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打上两巴掌，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兰这样，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就开始让他学电子琴，每天要练琴，还要学生字，背古诗，如此悉心培养实在是长机地区独一份。

穆兰并不是光顾着让儿子学习而不让儿子玩，家里还是买了不少玩具给他玩，她只是不准儿子下楼找厂家属区的孩子们玩。她嫌那些孩子们太脏太粗鲁，跟他们玩恐有沾染坏习惯的可能。而且他们说起话来满口乡音侉调，她可是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