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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