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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永远富足。

　原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注释】重：持重，稳重，厚重。轻：轻率、轻狂。根：根本，基础。静：宁静。躁：急躁、毛躁、躁动。君：主宰。

稳重是轻率的根基，沉静是浮躁的主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持重守静乃是抑制轻率躁动的根本。故而简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

诸葛亮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高延第说：〃重谓己身，轻为天下。身治而后天下治，故云重为轻根。躁者多欲，惟静足以制之，故云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注释】辎重：为载物之车，前后有蔽，载有重物，故谓辎重。此以喻君子为人处事，皆当以持重守静为本，而不可轻率妄为。荣观：豪华，荣耀。燕处超然：安居淡然。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地位权威荣耀之谓，而是说其达命益民而已。权位在身，傥来之物，可来可去，故应淡然处之。得道之人，胸襟澹泊旷达，不为名利所沾滞，故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自贱，贫无衣食而不怨尤，故而能时时安居淡然。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注释】万乘之主：一辆军车叫做一乘，拥有一万辆军车的国家，在当时为实力强大的国家。〃万乘之主〃是指大国的君主。以身轻天下，意谓以用自身的轻率妄为来治理国家。

为什么身负万民之责的大国君主，却为了荣观而任由自身轻率地处置天下呢？《庄子》说：〃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其身，岂不惑哉？〃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注释】言轻则招扰，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轻忽浮躁乃是人君之大忌。庄子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所以轻率就会丧失根本，浮躁就会丧失主宰。

【漫谈】浮躁就是种种炽情惑乱了我们的心，蒙蔽了我们对事物整体的理智识见，从而忽视或排斥了理性而任由感情发泄。浮躁情绪若只是些孤立的平民个人现象，其为害性尚小，但如果成为了集权政体领导人或社会集团的群体行为，并发展扩张到伦理和政治领域，其为害将会不堪设想。

一种偏见的政治激情之所以能够变得不可逆转，不仅来自所向目标表象的崇高和宏伟……这种崇高和宏伟在坚定着人们的意志，在激励着人们顽强奋博的献身精神……而且有赖于受到激情鼓舞的人数众多。没有一个人不会感到，他的情绪在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时比在孤独自处时为高。例如，十八世纪欧洲的〃感性〃崇拜，我们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以及后来的十年浩劫，都是群体浮躁情绪在情感与伦理政治方面的表现。这种激情在同一时间把千百万人鼓舞起来，但其最后客观的结果，却没有比这种政治上的偏激狂热更糟的了。

可怪罪的倒不是人们的心理，而是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赞赏强烈的炽情，冲击所有的固有伦理和形式，不顾其社会后果。所以炽情一激发起来达到狂热，社会行为上的种种谨慎约束便难于忍受了。个人心性往时受到所有压抑，现在自觉不自觉地也都在这群体躁动中发泄了出来。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也会突然消失，原始的冲动、幼稚行为和各种极端倾向都会突然爆发。在这种时刻，推开了那些约束的人们由于内心的冲突息止而获得新的元气和权能感；他们感觉自己似乎就是神。所谓对经验知识的尊重、对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以及对义务和真理的服从，对于成了神的人来讲全然不复存在；他们到末了也许会遭遇大不幸，但当时却享受到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

最强烈的浮躁往往都是破坏性的炽情：如憎恶、怨忿和嫉妒，狂怒、狂热、黩武热以及对柔弱和理念的蔑视。因此，为浮躁情绪所鼓舞起来的人，都是猛烈而且是大多反固有社会的。由于这运动鼓励狂纵不法的自我，以致不可能有社会协作，于是它的徒众将面临无政府状态或独裁政治的抉择。最后不是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叛逆者，便成为了独裁的暴君，或者成为了独裁类权威的盲目崇拜服从者。

【漫谈】法国大革命时，民众的浮躁情绪使伏尔泰吃惊。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个王国都陷入沸腾惊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样民情鼎沸。可是我觉得国王敕令充满了有益的改革。废除卖官鬻爵，司法免费，阻止申诉者自王国边陲来到巴黎而倾家荡产，难道这些措施于国家不是大有裨益吗？”

后来人们注意到各时期的差异，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大革命中的法国人在宗教上不虔信，但却保持着一种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心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胸襟开阔，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秋毫得失。它从一开始就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揭示了具有无与伦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

但大革命同样显出了主要缺点，即情绪的浮躁和狂热。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由文化舆论造成的躁动之中，人们要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

然而，治理国家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综合工程。莫说是普通百姓，既便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者，那些大臣、行政官、总督，能全面通达者也甚了了。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可谓是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综合科学，这门教授人如何理解社会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茫然了。事实上，政治家只有虚心的在自由政治制度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渐掌握治国安邦的要术。

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必须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所以，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有步骤的政治改革只有在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而理论总归是理论，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才始终最有发言权。所以，治国之道必须与治国实践相接合，用新思想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纠正、充实和限定理论；而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如果认为只需借助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认为在一夕的时间内，就能将一个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切都合乎理性的虚构社会，在一个结构和法律以及伦理习惯都还是传统的、混乱的社会中建立起来，这种想法，只能是人们浮躁心理的一厢情愿。

【漫谈】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国家复兴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不过业已完成的事情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