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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7）

我把垃圾倒进污物间的时候，楼道里一阵热闹。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女子在跟来探视的友人道别。她声音很大，年纪不大，但很有大姐大的范儿。

我问对门门口站着的病友影子：“谁呀这是？”

“薛小白，才22岁，老公比她大10几岁，好像挺有钱的。”

7月26日我结束第二次化疗，出院回家了。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小整理箱就搞定了。我静悄悄地走出病房，到医院门口打车回家。因为化疗和感冒，我无力也无心看风景。我意识到距离拥抱沸腾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必须脚踏实地，必须一步一步来，那么就让我从独自出院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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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1）

我的父亲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我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母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说起父辈，我不能不说说他们的责任感。他们那一代人对工作、对事业的责任感我们望尘莫及。嘟嘟都知道，姥爷是造导弹的。我记得1992年澳星发射失败，整整一个星期爸爸都是低头进低头出，我问他为什么，他摇头说：“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来。”我有些不理解，也想劝劝他：“又不是你不让澳星上天的，你干吗抬不起头来？”爸爸继续摇头：“整个航天部都抬不起头来。”那一瞬间我感动极了，为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感感动。

我的父母都是学理工的，所以我们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很奇怪，我们姐妹三人都学的是文科。

其实也不奇怪，我从记事起，爸爸就总是出差。每次出差爸爸会给妈妈写信，我识字以后，爸爸每次还会给我写一封信，导弹工程师爸爸写一手好字，文笔也很不错。信中，他用优美的文字给我描述当地的风景名胜，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好词语本”，上面记了很多好词语，都是摘自爸爸的信。所以我学了文学，也有赖于爸爸的栽培；包括画画，都是爸爸的启蒙和教导。爸爸说我动手能力强，他希望我学工科，但是歪打正着，我成了文学女青年。

从我确诊直到第二次化疗开始，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我实际的病情，爸爸妈妈只知道我做了一个一般的妇科手术。但是第一次化疗出院回家，我看爸爸看我的眼神里怀疑和不安的成分多过欣喜与安慰，我看妈妈轻轻在我长达8寸的伤口上抚摸时，颤抖的双手充满了对我自己轻描淡写描述的病情的不信任。我知道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不容易轻信什么，他们重视的是证据。

爸爸是个心很细的人，我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周日下午我返回学校时，离开家之前我跑到厨房想找点儿零食，蒸锅里有两根我很爱吃的煮玉米，但是已经凉了。大概是跟同学有约，所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凉玉米，匆匆走了。

当我坐的公共汽车已经启动时，我看见爸爸骑着自行车奔到车站，我正在诧异，爸爸从窗口递进来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两根热气腾腾的煮玉米。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幸亏公共汽车马上开走了。

相比之下，妈妈反倒显得大大咧咧，所以我生病的事儿主要是瞒住爸爸。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第二疗程化疗开始之前，陈卫东和洪小缨、洪小蔷决定告诉爸爸实情。因为我的再次入院，也因为化疗反应出现，瞒是瞒不住了。所以我们开会决定告诉爸爸，再让爸爸决定是否告诉妈妈。

那是我第二次化疗开始的前一天，是个星期日，洪小缨返京，陈卫东带着嘟嘟接上洪小缨、洪小蔷，然后回父母家接老爸到医院来看我。陈卫东和两个妹妹商量在到医院的路上告诉老爸我的真实病情。

一路上三个人谁也说不出口，陈卫东异常专注地开车；洪小缨和洪小蔷不停地逗着嘟嘟，夸张地惊奇着窗外的风景；幸亏有嘟嘟，才显得空气不是那么压抑。车行至天安门广场，空气忽然有些凝重。洪小缨后来向我转述这一切的时候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天安门城楼本身的庄严肃穆，让车里的气氛不期然地起了变化。洪小缨看看陈卫东，他依旧异常专注地开着车，又看看洪小蔷，她也是专注异常地搂着嘟嘟，目光坚决地不与小缨的眼神相遇。没办法，洪小缨只好自己打破宁静，否则她会窒息的。

当我内心因充满紧张和期待而惴惴不安时，爸爸一行人来到病房。尽管我已经做足准备，但看到老爸紧锁的双眉，我的眼窝还是发热了。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病房显得拥挤了很多，何欢忙不迭地让座，并让嘟嘟坐到她的床上，为了诱惑嘟嘟，何欢拿出刚买的带摄像头的手机给嘟嘟拍照，嘟嘟果然饶有兴趣地上钩了，看到自己的头像贴在了阿姨的手机上，嘟嘟简直是兴高采烈，我也笑着，并嘱咐嘟嘟小心点儿，别把阿姨的手机弄坏了。

我的父亲母亲（2）

“没事儿，让他玩儿吧。”何欢也跟着兴高采烈，还让嘟嘟给她拍照，两个人一下子熟络起来，我知道，何欢一定想自己的儿子了。

还好有嘟嘟在，气氛不是太坏；加上我及时调整状态，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爸爸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一些。

护士小张进来给我送感冒药，看到一屋子人，有些诧异，陈卫东马上表白：一会儿就走。其实病房的医生、护士对化疗病人还是很宽容的，通常会允许家属在非探视时间陪伴在病人床边。小张笑笑，逗逗嘟嘟，出去了。

洪小缨、洪小蔷也借机提出让老爸离开。

“要看什么书么？让她们给你送来。”临走，爸爸问我。

从小我被家人叫做“书呆子”，学生时代爸爸送我的生日或节日礼物都是书，爸爸每次出差都会给我买书。毕业后，我有能力自己买书了，再也不用老爸买书了。

我眼窝又是一热，急忙回答：“不用了，我带来好几本呢。”我用手指指枕头旁边的一摞书，趁机也把头转过去，不让家人看到我眼中的泪花。

二次化疗结束出院后，我像上次一样先在自己家里养了一星期。这一次我只通知了几个人，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

因为刚打完化疗、免疫力低下，我的感冒一直不好，白细胞更降到2400，又不敢吃消炎药，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的脸色晦暗，一脸病容。

易菁带我去看中医，老中医也吓了一跳，他给我开了6付中药。边开药方边说我：“你胆子够大的，感冒还敢打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