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血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挠我的想法。实话实说,举兵南征是假,迁徙国都是真。现在的国都平城面对北方大敌(指柔然),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城。叔父你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要推行汉风汉俗,在平城这个地方是没前途的,只有把都城迁到中原去,才可以有所作为。叔父以为如何呢?”
拓跋澄恍然大悟,愁脸顿时成了笑脸,说:“陛下迁都中原,此乃周、汉兴盛的根本啊,我拓跋澄举双手赞成!”
孝文帝又说:“可是北方人的脾性你也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收拾,你看怎么办?”
拓跋澄信心十足地答道:“迁都是非常之事,自非常人所能虑及。只要陛下打定主意,那些没远见的人能有什么作为!”
孝文帝大喜,夸赞道:“任城王真是朕的张子房啊!”
就这样,太和十七年的六月,孝文帝下诏亲征,并在黄河之上铺设浮桥,为大军渡河做好准备。看这架势,很多人都联想起曹操的赤壁之战和苻坚的淝水之战,生怕孝文帝再蹈覆辙,秘书监卢渊特意上表请求不要亲征。孝文帝不听,率领步骑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
说起来也是天意,大军从平城渡过黄河抵达洛阳,一路上尽是小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北魏的将士一个个疲惫不堪,全无战心。在洛阳停留几天后,孝文帝又下令前军出发。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再走,纷纷懈怠起来。
孝文帝也不说话,自个儿穿上戎装,手执马鞭,跳上战马,就要出城去。抱怨不已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可傻了眼了,莫非皇上真的疯了么?他们赶紧追上前去,围在孝文帝的马头,呼喇喇跪倒一大片。
孝文帝故作惊讶状,问道:“大军将进,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
尚书李冲等人说:“今日南征之举,天下人所不愿,惟独陛下一意孤行;陛下孤身出行,到底想去哪里?臣等知道劝不住陛下,现在只好以死相争!”
孝文帝大怒,说:“朕正要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儒生,怎么这么不懂事,真是坏朕大事。再要说话,休怪朕的刀剑不客气了!”说着一挥鞭,冲出重围,就要继续往前走。
安定王拓跋休等老一辈宗室吓坏了,抱住孝文帝的马匹就放声大哭。泣声惨烈,孝文帝的戏也不忍心再演下去了,他叹了口气,对眼前的众人说:“哎,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就这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如何向后人交待呢?要么这样吧,朕世居北方,既然不南征了,那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看如何啊?”
一群人还在犹豫,孝文帝装起不耐烦的样子,说:“罗里罗嗦,成何体统,同意迁都的站在朕左手边,不同意的站在右手边。”
话音刚落,拓跋澄就领着不少大臣跑到了孝文帝的左手边,但拓跋休等几个人还是老大不愿意地挪到了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乘机进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陛下只要停止南下,迁都洛阳,就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
孝文帝哈哈大笑,群臣高呼“万岁”,几个守旧人士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又怕孝文帝南征,只好听从孝文帝的命令,一起商议迁都的事宜。
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等下面的人准备停当,再搬到洛阳来。孝文帝笑道:“无妨。朕将巡行各州各郡,在邺城等地驻留一段时间,这个节骨眼上不宜马上回平城。”
他命拓跋澄打头阵,先返回平城,对留守的官员们做思想工作,组织他们迁都。临行时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才正应了那个‘革’卦,王爷努力为之!”
孝文帝在邺城呆了半年,才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回平城,说服为数不多的老古董们。
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而且到了河南那边,可就没马了,怎么打胜仗啊?”
孝文帝说:“我们去了洛阳,又不是放弃燕、代了,把这里改成专用的马场,不是更好吗?何愁没有马呢。而且平城这个地方在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啊。”言语间自己俨然中原帝王的样子。
尚书于果又说:“臣明白平城没洛阳那边好,可是先帝创业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大家一定不会开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