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狂!天如,你的性格一直这么猖狂,今后必受其害!”
“哈哈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我将对手们全部打倒,谁能害我?”
中年人名叫做张溥,字天如,是江南地区最具声名的组织“复社”的领袖之一。
复社前身,既活跃与政治,喜欢策动民间势力,来对抗朝堂势力。比如,魏忠贤执政时,阉党力量势大,在南方要求商人缴纳商税。
张溥却是屡屡在南方策动市民抗税、抗法活动,配合在朝的东林党诸公的逆袭。最终,魏忠贤被诛,阉党式微,张溥等人窃取了巨大的名声。
由于,张溥性格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为了达成政治目的,他可以杀人、放火、暴动、造谣。并且,张溥太过于享受操纵一切,认为他虽然在野,但是对于朝堂的操纵,不下于内阁的阁老。当然,明朝政治并未实现选举制,在野的力量虽大,却还还需在朝力量的支持。所以,张溥拜周延儒为师,并且积极策划,将周廷儒重新推上高台成为内阁大臣。
而张溥为了控制周廷儒,更是手握周廷儒一堆的把柄。这种危险的阴谋家,任谁也不喜欢。历史上,周廷儒在张溥的帮助和策划下,刚刚重返朝堂,立即就令人用毒酒,毒杀了张溥。(未完待续。)
第二六一章 不做死就不会死(一)
崇祯十一年,正月。天津。
京师从北回迁至南后第一年的春节,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好。北京的朝廷机构,大量的迁往南方后,大量的宗室、勋贵也跟随去了南方,北方的政治氛围稍微淡去后,商业上却的比较活跃起来。
尤其是天津,经过特区的报纸舆论宣传机器,不断的传播下,人们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关于经济、生产力的方面的思辨,在天津早就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大量接受新式思想洗礼的特区新式学生、文官、军人、学者,纷纷抨击片面的中重农主义。提出,社会分红让人们从事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通过鼓励工商发展,天津特区四十万民众,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富裕生活。
过去地主佃农经济模式下,大量的田租收入被地主征收了。一名佃农一年忙到头,整年的劳动收入,也不过是几百斤的存粮,风调雨顺年间也仅仅能够糊口,一旦遇到灾荒、病情的,便会迅速陷入破产绝境。
而在特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一名劳动力年能赚10多两银子,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两三两银子,即可解决。剩下的大量的自由支配的个人财产,令他们享受过过去难以想象的富足生活。
新来的工人还未脱离小农意识,往往是一发工钱。就去粮店中换成粮食。但是特区的粮店,几乎是无限敞开的供应。这些新来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发现自己一个月购买的粮食,已经足以吃一年,几个月工钱换来的粮食,足以让全家吃几年。而特区的仓库粮食储备,一直在增长,天津本地的产出,加上朝鲜、日本的廉价粮食。让天津的粮价低至1两银子1石米的低价。若是粗粮。一两银子可以买两三石。
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特区的市民们终于知道了——只要有工作,吃饭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而这一切的繁荣,是建立在工业发达的基础上。
工业需要——原料和市场。在在天津。已经成为了常识。
江南地区。尤其是松江府的抵制天津棉布,以及断绝对天津提供棉花原料的行动,逐渐的在天津传播开来。让节日喜庆中的天津特区,蒙上了一层阴影。
街头巷尾,酒楼茶馆。无数闲人议论。
高三爷原是一名家有三十亩田的自耕农,原本日子也较为富足。但是,崇祯年间,十年倒有九年荒,田地中轻则减产一半,重则颗粒无收,像高三爷这样的小地主,依然要承担和往年差不多的赋税,就撑不住了卖掉了田地,带着全家老幼,到城里面打工。
刚刚在天津的咸水沽,安定了下来,儿子找一份木匠工作,媳妇在皇家纺织公司做纺织女工。一家的生活,看起来比过去有盼头多了。
但是大过年的,就听闻天津与松江府那边闹翻了,避免令人忧心忡忡。
而在明末的城市中,茶馆是普通市民最常见的消遣场所。
高三爷平时闲着,就泡在茶馆中,消费一壶茶也不过三十文钱,还能听听曲子、说书什么的。没有曲子、说书,茶客们也谈论新闻时事。
这段时间,松江府棉花涨价,已然成为热门新闻。
“老李啊,你说这天津一年要从松江府进货2000万斤棉花,工厂里面才有活干。现在,松江府将棉花涨价到100多文钱一斤,三斤棉花一匹布,棉花成本比布还要贵,厂子该怎么办?”高三爷显得忧心忡忡。
茶馆老板老李呵呵一笑道:“咱天津的谪仙人肖国师,能没有料到这件事?这是挖个坑,等松江府自己往里面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