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使我对张永武产生相当厌恶之感,厌恶到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无法写作。我也尽量避免与这个无赖见面,一见到他那肮脏的嘴脸我就产生正义冲动,就真想狠狠抽打他那张无耻的面皮。问题是我身材瘦小而且还戴着近视眼镜,更重要的是我内心也挺不起来。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大概全这个德性,胸中烈火熊熊燃烧,表面却得春风徐徐。这点我爱人早看透了,她说:“你就是长得虎背熊腰也没用,你的胆量小得像只鸡!”
我也恨自己这种怯懦,甚至挺痛苦的。爱人安慰我:“行呀,咱不能英雄,却也不坏蛋就可以了!”
我只好默认自己的无能,把满腔怒火化作情感,去抚慰刘干部。我经常有意识地去刘干部家,有时张永武那边敞着门,我也鼓起勇气去敲刘干部的门。
我感觉到刘干部被张永武彻底吓怕了。和他在一起,我认为他会激烈地咒骂张永武。其实不然,倒是大部分时间我在数落张永武,似乎是我同张永武打了一架而不是他。渐渐地我有点不愉快,因为我发现刘干部不是吓怕了,是对我持谨慎态度。他大概不相信我会一心一意和他站在一起,怕我传过去他骂张永武的话。然而渐渐地我又产生了怀疑,他不是谨慎而确是吓怕了。他几乎一听我提张永武,就赶紧用别的话支吾过去。不管是谨慎还是吓怕了,我开始觉得刘干部不值得可怜,因为你实在是无法可怜他。
雅雯从不多一句话,自始至终默默地坐着听我们讲话。你能看出她对刘干部百依百顺并且很纤弱,似乎没有力量生气。
也许是那篇获奖文章的关系,刘美对我欢迎并信任。她正全力以赴地准备考大学,她要我出主意报考什么样的学校,发誓要像我一样当作家,描绘美好的生活和理想。
我说你应该学法律,将来当法官。
刘干部说:“我生的孩子心慈面善,当不了法官。还是学经济好,将来是条热路。”
奇怪的是张永武看见我在刘干部家进进出出,却不恼怒和生气,照常主动和我搭话。
他在楼道上撞见我,陡然地就扔过来一句:“你们作家应该住在海边有风景的地方,住外国那样式的房子!”
有时在路上相遇,他说:“作家都坐小轿车,你怎么拿腿走?”
有一次他砰砰地砸我的门,把我吓一跳。他兴奋万分地冲将进来:“我看见了,你今天上报纸了!”
我愣怔一下,才想起是头些日子报社约我写一篇散文,大概今天发表了。看到张永武那张过分激动的脸,我猛地有些感动,对他的恶感一下减少了一大半。
张永武继续激动:“我告诉我们厂里人,你是我的邻居。他们全不相信!操他妈的,我明天非把那些家伙拖来对证不可……”
我不知怎么回答他。
张永武倏地靠近我,神秘地放低声音:“你写这篇报社给多少钱?”
我认真地计算了一下:“二十多元钱……”
“二十多元?别骗人啦!”
“真的,一个字二分多钱,一千字……”
“绝对不可能!写报纸,全市的人都看,至少给好几百!”
我脸色通红,再三恳切地更正:“确实是二十来元,现在刚刚稿费提价,否则才十几元。”
张永武终于相信我不是撒谎,不由得傻呆呆地瞪大眼睛:“这么少?”
我惭愧地点点头,像犯了错误。
“那你还干个什么劲儿!跟大哥倒弄点什么还不给个百儿八十的!”
张永武热情而怜悯地拍打我肩膀:“我下班到自由市场转半个小时,也不止赚二十来元钱!”
张永武突然火火热热地富起来。这首先从他家门口外的垃圾堆里看出来,时而一堆喝完的空易拉罐,时而一堆高级酒瓶子,时而一堆红红的大虾壳。更令人眼热的是,不时地有小轿车开到楼下鸣喇叭,接张永武出去。
张永武西服革履,神气十足地走下楼梯,边走边回头吩咐他老婆:“要是杨经理来找我,告诉他我在丽丽大酒店!”
小轿车冒一股白烟,呜的一声开走了。楼上的邻居们都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行注目礼。
刘干部终于愤愤然而怒形于色,他用手指点着茶几,痛心疾首地说:“这样的流氓无赖竟能大发其财,国家这不完了吗?!”
我看得出,刘干部已经对我去掉了戒心,在我面前渐渐畅所欲言地痛斥张永武。他大概从那次惨败中恢复了元气,伤口早已平复,精神也抖擞起来。他从张永武的变化讲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又从国家的宏观到张永武的微观。总之,经济管理体制的漏洞及法制的不健全,造成张永武钻空子的机会。刘干部沉重地点着头:“可怕的是不止一个张永武钻国家的空子,而是千百个张永武!你们搞文学创作的应该面对现实,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拿起笔来大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