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相对而言,在南方战场上,这个问题最为突出。
到二零一四年底,台湾当局在美台联军占领区内已经设置了三个省级临时政府、二十一个市级临时政府与一百零八个县级临时政府,派遣了数千名行政官员,并且任用了数万名占领区内的民众担任临时行政官员。
虽然在大部分台军控制区内,民众仍然不太认同台湾政权,甚至积极支持游击队,但是这一局面正在逐渐转变,至少在二零一四年的前几个月,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自发抵抗行动就比二零一三年少了许多。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问题。
要知道,在二零一三年,中国大陆的粮食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为了保证军粮,中国当局不得不在全国施行粮食配给制,成*人每月只有三十五斤的粮食供应,而未成年人则只有二十五斤。
虽然配给的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但是民众的生活水平谈不上任何保证。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
在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与地区,比如贵州,以及江西南部地区,民众实际上获得的粮食配额只有基本标准的六成左右。在二零一三年底,贵州一些偏远山区就因为缺粮爆发了动乱。
与之相比,在台湾占领区,至少能够确保基本粮食供应。
在一些大城市里,美军与台军甚至开放了市场,向民众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可以说,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生活水准确实高得多,至少不需要担心饿肚皮。
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同时,台湾当局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即在占领区内实行开明统治,不但邀请当地人参与行政工作,还在制订地方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民众需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占领杭州之后,台湾当局一度决定施行战时管制,最终在美国当局的建议下,仅在夜间八点到凌晨五点宵禁;为了确保民众过上正常生活,台湾当局还优先为医院、学校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电,并且派遣专门人员到医院与学校维持秩序。占领上海之后,台湾当局甚至出资聘请了几百名医务人员,专门为战争中的伤患提供医疗救助。
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要求。
当然,台湾当局也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
正如台湾当局宣传的那样,当时在民众中间,也有人对国家的本质提出了质疑。
问题是,在战时情况下,台湾占领区几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基本上不可能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当局在宣传的时候,肯定会刻意丑化敌占区。
更重要的是,在宣传的时候,中国当局充分利用了台湾当局在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时候保持了沉默。
可以说,这也是台湾当局众多政策中最失策的一个。
虽然从根本上讲,台湾当局不得不对日本在东北的所做所为保持沉默,毕竟这是美国的意图,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连一天都活不了。但是在绝大部分民众看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宣称代表整个中国,是中国的正统。
在日本入侵的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却保持沉默,甚至故意纵容,使得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
只有真正致力于抗战,以驱逐侵略者为己任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
可以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东北军退入关内之前。
真正让中**民士气问题浮上水面的,还是罗耀武在东北敌占区推广的很多政策,特别是支持占领区的民众组建敌后游击队。
虽然在组建游击队的时候,罗耀武非常谨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游击队的控制,比如每支敌后游击队都由他亲自任命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并且为每一支游击队安排了指导员,专门负责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罗耀武的这些安排却是漏洞百出,经常被人钻空子。
就拿任命指挥官与指导员来说。
在罗耀武接受调查之前,还能做到异地任免,即从主力部队抽调军官。在罗耀武回京接受调查的时候,这一标准没有得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在沈阳遭到围攻的时候,姚万平病急乱投医,成立了几十支敌后游击队,而当时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基层军官,也就无法为每支游击队任命两位外地首长。
罗耀武回到东北前线的时候,游击队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随后几次大会战,东北军的主力部队相继遭受重创,即便是第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二十六集团军,也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官兵是东北本地人。在此情况下,罗耀武也不可能把主力部队仅有的骨干力量分给游击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的游击队就完全由东北人掌控了。
毫无疑问,不可能指望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事实上,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参加抗战的根本目的是保家,而不是卫国。
虽然没有准确统计数据,但是有理由相信,基本上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侵略者的手种,哪怕只是战争的附带伤害。
也就是说,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是家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