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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这次原本计划只进行一天的会议，在当天结束之后并没散会。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罗耀武就与推选出来的几个游击队代表返回北京，其他游击队的指挥官则带着新式电台回到了游击区。当时，罗耀武希望所有指挥官都留下来，但是最后他没有挽留那些打算离开的指挥官。

个中缘由，罗耀武心里也很清楚。

游击队指挥官在这一天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中央政府发难。出于自身安全，游击队指挥官肯定不愿意留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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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好话在前

第四章好话在前

回到北京后，罗耀武就叫上叶振邦，带着几个游击队的代表去找到了刘诚志。

问题是，对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刘诚志也无法做出正面答复。几人没有多耽搁，当天晚上就去了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找到在这里指挥全国抗战的狄劭康。

与半年前相比，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显得冷清了许多。

虽然在狄劭康执意留守北京之后，西山战略指挥中心保留了下来，还留下了几百名工作人员，但是随着以管元山为首的中央指挥机构在五月初到达成都，并且在成都西郊设立了新的战略指挥中心，西山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

按理说，狄劭康应该在六月初前往成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才是最高领袖，也是中**队的战时统帅。只不过，在美日联军步步紧逼，北京保卫战势不可免的时候，狄劭康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决定留下来，与百万将士共同守卫中国的首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的这一决定，对鼓舞士气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等在外面，我先进去，等下叫你们进来。”

刘诚志丢下这句话之后，就跟着狄劭康的秘书进了元首书房。罗耀武也很自觉，在勤务员赶来后，就带着叶振邦与几个游击队长去了旁边的茶厅。

这一等，就是足足一个多小时。

叶振邦好几次想打破沉默，可最终都忍住了。他参加了会见游击队指挥官的会议，非常清楚那一百多个游击队长想要得到什么。罗耀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而是把难题踢给了刘诚志，不是他不支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而是他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那几个游击队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兴隆的会议上没有为难罗耀武，并且主动留了下来，充当中央与各游击队的联络员。

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叶振邦心里也没数。

虽然在叶振邦看来，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游击队员在敌控区浴血奋战，总得有个追求。再说了，中央已经失去了对敌占区的控制能力，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只会给敌人造成麻烦，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支持游击队，等于承认了敌人在占领区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表面上是在为游击队正名，实际上是要中央承认游击队在敌占区内的主导地位，即游击队有权在敌占区设置行政单位。

关键就是，游击队的政治大权在战后能不能得到保证。

这就牵扯到了游击队的身份问题。

只要游击队的身份得到中央政府承认，以现在推行的军政和一的战时体制，那么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政治大权在战后就能得到保证。反之，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游击队就会被中央政府取缔，游击队的利益将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毫无疑问，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游击队是临时成立的，根本没有政治觉悟可言，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承认了游击队的正统地位，等于承认了地方自治权。虽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击败敌人之前，游击队在敌占区的自治权能够给抗战带来好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哪怕是在驱逐了敌人之后，就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甚至可以说，到时候，游击队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现在还有选择可言吗？

如果守不住北京，就算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那也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虎视眈眈，就算大陆政权在迁到成都之后，能够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形与巨大的战略纵深挡住敌人，正统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到时候，对当权者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另外一个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权。

说得直接一点，中央领导必须把守住北京，取得抗战胜利放在首要位置上。

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成立之后，游击队的政治诉求才会成为难题，而在此之前，游击队的利益要求都只是要求，而不会落实。

关键就在这里。

要想守住北京、取得抗战胜利，就得依靠游击队，也就得答应游击队的利益要求。

对当权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考验智慧的难题。

刘诚志过来的时候，叶振邦立即注意到，总参谋长的神色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