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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纳瑞斯（第1页）

在医院里待了一旬之后，谢维克出院回家，住在隔壁45号房间的邻居迪萨尔过来看他。这位邻居是一位数学家，身材瘦高。外斜视的眼睛，没有得到矫正，所以你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他是否在盯着你看，也弄不明白你自己是否在跟他对视。他和谢维克在学院宿舍里做了一年的近邻，两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还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现在，迪萨尔来到了谢维克的房间里，看着他，当然也可能是看着别处。“怎样？”他说。

“我很好，多谢。”

“帮你打饭？”

“一起吃？”谢维克说。迪萨尔说话惜字如金，像发电报似的，谢维克也受了影响。

“好吧。”

迪萨尔在学院食堂打了两份饭，拿一个托盘装着，然后他们在谢维克的屋里一起吃饭。接下来的三天里都是如此，直到谢维克可以起床出门为止。很难理解迪萨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不和善，对兄弟情谊似乎也没抱多大指望。他对其他人敬而远之，原因之一是为了掩盖自己做的一些坏事；他要么是懒散得令人咋舌，要么就是个不知掩饰的资产者，因为45号房间里堆满了他无权、也没有理由保有的东西——食堂的餐具、图书馆的书、从一家工艺品仓库拿来的木雕工具、从哪个实验室顺回来的显微镜、八条毯子，把壁柜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有些明显不合他的尺寸，还有一些应该是他八岁或十岁时穿过的。情形似乎是他在各个储藏处和仓库里抱回了很多东西，也不管自己需要与否。“你留着这些垃圾干吗？”

第一次得到允许进入迪萨尔的房间时，谢维克问过对方。他对着谢维克，目光游移不定。“不知不觉就攒下来了。”他语焉不详地答道。

迪萨尔所选的研究领域极其深奥，学院和数学协会里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去检查他的工作进展，这也正是他如此选择的原因。他以为谢维克的动机也跟自己一样。“工作？”他说，“见鬼去吧。这样的岗位不错。因果，共时——狗屁。”谢维克有时候很喜欢迪萨尔，有时候又很讨厌他，喜欢和讨厌的程度旗鼓相当。尽管如此，他还是刻意地跟迪萨尔保持着频繁的来往，作为自己生活的某种调剂。

这次患病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继续那么独来独往，自己会彻底崩溃的。他还从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无情地剖析自己。他一直是个独行侠，同兄弟情谊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二十一岁的谢维克绝不是什么道学先生，因为他的道德感中带有激情，而且十分强烈。不过，他的想法还是多少有些僵化。那是一种已然内在化的宣传教育、一种过分单纯的奥多主义，也就是普通成年人会向孩子们灌输的那些东西。

他一直都做得不对。不能一错再错了，于是他便努力改正。

每十个晚上当中，有五个晚上他不让自己去接触物理学。他主动加入学院宿舍管理委员会，积极参加物理协会和学院成员理事会的会议，还加入了一个进行生物反馈训练及脑波训练的团体。去食堂的时候，他强迫自己坐到大桌子边，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小桌子，边吃边看书。

他觉得很惊奇：大家似乎都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加入。他们接纳了他，对他表示欢迎，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和同事。他们带着他到处转悠。短短不到三旬的时间里，他对阿比内的了解就超出了之前的整整一年。他跟着一拨又一拨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去运动场、工艺中心、游泳池，参加各种节庆活动，参观博物馆，看戏，听音乐会。

对他来说，音乐会是一种全新的发现，一件极富震撼力的乐事。

他以前从未去过阿比内的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音乐应该是一件需要自己身体力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的。孩提时代，他经常在当地的唱诗班和合唱团里演唱或是演奏乐器；他也乐在其中，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赋。他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此。

学习中心教导各种艺术方面的实践技能：歌唱、韵律学、舞蹈以及画笔、凿子、刀、车床等工具的用法。这种教学非常讲求实效：孩子们要学会去看、去说、去听，要学会动手操作。艺术和工艺之间没有区别；艺术本身在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仅仅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像演讲一样。因此，建筑学很早就得到了自由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很纯粹、很朴素，比例均衡。绘画和雕塑基本上是为建筑及城市规划服务。作为语言的艺术，诗歌和故事本身都不具备很强的生命力，都是跟歌舞相关联的；只有戏剧完全独立，也只有戏剧被称为“艺术”——是一门完整的艺术。阿纳瑞斯有为数众多的地方剧团和巡回剧团，每个剧团都拥有自己的演员和舞者，还有许多保留剧目轮演剧团，它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剧作家。这些剧团演出各种悲剧、半即兴的戏剧以及哑剧。在那些彼此隔绝的荒凉小镇，这些剧团像雨水一样受到欢迎，它们的到来是当地的年度盛事。作为阿纳瑞斯人内心孤独感与团结精神的具化产物，戏剧拥有惊人的能量，创造了极度的辉煌。

不过，谢维克对戏剧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那些精彩绝伦的台词，但表演行为本身并不合他的意。直到这一年——他来到阿比内的第二年，他才终于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艺术：用时间创造出来的艺术。有人带他去听了音乐协会的一场演奏，第二天夜里他又去听了一场。此后的音乐会他一场不落，如果可能就跟新结识的人一起去，实在不行就自己单独去。相较友谊而言，音乐是他更迫切需要的东西，能给他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

他努力摆脱最初那种离群索居的状态，但这样的努力不过是一时狂热，事实上也没有成功。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交到真正亲近的朋友。他跟许多女孩儿上床，可是从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乐趣。那就像排泄一样，仅仅是为了解决一种需要，而且事后他都觉得羞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别人当成了排泄对象。他更喜欢手淫，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更为适用。他注定是孤独的，他的遗传基因便是如此。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工作是第一位的。”说这话时鲁拉格非常平静，用的是那种就事论事的语调。她无力改变这一点，无法逃脱困住自己的那个冰冷囚室。他也是如此。他打心眼儿里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轻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称的人，但却无法真正靠近他们，他们也无法靠近他。他生来就是孤独的，一个糟糕的冷酷的知识分子，一个自我主义者。

工作是第一位的，但经常毫无头绪。它就跟性一样，按理说应当是让人愉悦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继续翻来覆去地思考那些同样的问题，但却始终无法解决托的时间悖论，哪怕再接近一步都不能，更别提共时理论了。去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触手可及，当时的那种自信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难道二十岁的他真的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宇宙物理学的理论吗？在那次发烧之前他肯定是严重神经错乱了。他加入了两个哲学数学的学习小组，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样的小组合乎自己的需要，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的水平足以胜任这两个小组的导师。他还尽可能地躲着萨布尔。

在采取这一系列新举措之初，他曾向格瓦拉伯表示，自己想要增进对她的了解。她尽己所能地给予了回应，但是冬天对她来说一直都不好过；她身体不好，耳朵很背，年老体衰。她准备在春天开一堂课，随后又放弃了。她的状况很不稳定，有一次都几乎认不出谢维克了，过几天又硬拉着他去自己宿舍彻夜长谈。他的有些想法已经超越了格瓦拉伯，所以这样的长谈进行得很不顺利。要么就是格瓦拉伯把他烦上好几个小时，推翻或者部分否定他知道的一些东西，要么就是他试着去纠正她，让她觉得很难过，还会把她搞得迷惑不已。这样的情形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年龄的人的耐性和应变能力，最后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避开格瓦拉伯，每一次都感觉很内疚。

除她之外，他再也没有可以讨论专业问题的对象了。学院里的人对于纯粹时间物理学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这门课，可是他还没有得到教职，学院也没给他教室；师生协会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不希望跟萨布尔发生冲突。

这一年里，他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写信给阿特罗以及其他乌拉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写了之后就撕掉了。他给数学家劳埃·安寄过一篇长达六页的讲述时间可逆性的论文，后来发现，对方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时间几何学》一书序言中讲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没有看。还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过乌拉斯货船发出，却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员截住了。因为太空港的运营需要多家协会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归PDC直接管辖的，其中部分协调专员必须懂得伊奥语。太空港的这些管理人员有专门的知识，担任的职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习气：他们总是很自然地说“不”。他们怀疑写给数学家的那些信件，因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码，而且也没有人能够断定它们就不是密码。给物理学家的信件需要经过他们的顾问——萨布尔审核之后才能放行。有些信件谈论的话题不属他所擅长的因果物理范畴，那他是不会审核的。“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然后把信推到一边。谢维克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继续把信投往港口，他们则会将信退回来，上面批着“审核未通过，不予发出”。

他在物理学协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萨布尔通常不会劳神来参加这种会的。会上的人对于这个话题——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方之间的自由通信——都不怎么重视。有人谴责谢维克，为什么要去研究如此晦涩的领域，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承认，在他所在的这个星球，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种研究。“这无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已。”他说。不过，这样的辩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