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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史上“治”、“合”的局面,多一些,长一些,“乱“、“分”的局面少一些,短一些。是谋国者、忧怀天下者应当认真思考的。

四、稳定压倒一切!(4…4…1)

不可否认,这种道德的自觉,伦理化的治国,是有其明显长处的。克己复礼,是一种由内到外,内外一体,家、国、社会合一的治理模式。在这一点上,比西方或现代社会,人心散乱,各自为利,交争不已,社会分离的治国模式,强很多。但它也有明显的弱点,因为,人或群体,在利益与情欲面前,单靠自律是很薄弱的。当然,中国古代,也并没有忽略人的这一本性,在要求人们克己向善的同时,也有礼法的高度制约。但礼法对当权者的约束,时而强,时而弱。皇权在中国一直最大。当礼法与皇权或产生直接冲突时,往往是皇权取得胜利,除了皇帝以外,其它当权者也是如此。意思是说,在涉及直接利益与利力面前,礼法的约束作用是限的。换句话说,从社会整体与宏观层面上看,礼法,只对贫贱的大多数起作用,而对富贵的少数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

而西方的*制度,虽然同样是,只对贫贱的大多数起作用,而对富贵的少数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出发点,不是靠人们的自觉,而是基于人们的不自觉而用制度、法律去约束。

从哲学上说,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恶,只是善受到蒙蔽,因而,一方面,通过明德教化,让人们自觉趋于善,一方面,用礼法,仰制那些不趋于善的恶。西方人,相信,人有原罪,人天生是恶的,因而一方面,用宗教进行怅悔以趋于善,一方面用法来治恶,让人畏惧。其实,东西方,这两方面作用都差不多,只是出发点不一样。然而就是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在制度设计上,就体现出了根本的区别。中国相信这种自觉,所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西方人不相信这种自觉,所以,刑法为主,德教为辅。即便是宗教,也是如此,宗教法规在惩恶抑恶方面更为严厉。

在当今的中国,这种自觉的模式,依然存续着,但维系这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远不及古代,而且,来自外面的,对这种自觉的侵蚀,比以住更为峻。而在制度设计上,又没有实质有效的约束监管手段。

在当今的西方,由于宗教的削弱,那种导人趋善的机制作用大减,又由于物质的高度发展,对人内心的破坏,也比以往任何时侯要严重。如果说以住有这种情况,但主要集中在上层腐配的统治者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当中。

因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物质侵蚀精神的严峻局面。所谓,物质富欲、精神贫穷。而这种情况,比精神富欲,物质贫穷,恐怖得多。只要物质贫穷,不至于饿死冻死。

东西方都面临这个问题,从长治久安出发,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谁能早一些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的世界,或许数百年,或许上千年,都将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问题就其战略性、全局性与长远性,远比一时的经济政治问题重要。

扯远了,就短期而言,制度设计在东西方也是不同的,上面说过,东方重自觉,西方重他律。但制度设计本身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明显的。自觉讲究由内到外,因而在制度设计上,监管不足,他律讲从外到内,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内修不足。甚至西方的*制度是先将人们分化、鼓励争斗,将矛盾暴露出来,在公众面前解决,当这种解决方式过度时,用制度进行制约。中国的制度设计,讲究在和谐、统一、稳定的前提下解决矛盾,而不是暴露出来,所以,在中国,一旦矛盾不能在私下解决,暴露出来,就是大的混乱或*。而西方在成熟*制度下,由于矛盾暴露习以为常,因而一般不至于出现重大足以危及国家秩序的混乱*,除非属于那种时代性的阶级革命。当然,一些不成熟的外生型*国家,则另当别论了。

在本章后面的小节里,将对对这种制度设计进行初步探讨,能否让东西方进行优势互补,又如何互补? 。 想看书来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1)

(4…5)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

台湾中正纪念堂有一块匾,匾上写着“大中至正”四个大字。倒不用看,这四字与蒋介石的关系,但这四个字,与中国的关系倒要注意一下。马英九曾说,这四字出自王阳明,准确地说,是出自《传习录》:“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城,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当然,大中至正,也是王阳明学术理念的核心。

如果由此上溯,那么,早在宋代的朱子,也曾说过: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再上溯,关于“大中”,最早出自《易经&;#8226;彖辞》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关于“至正”,《庄子&;#8226;骈拇》:“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郭象 注:“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所以,这四个字,很不简单。它是中国文化的抽象浓缩,连咱们的国名,也有一个“中”字,在《尚书》里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永执厥中”,最后落脚在“中”,这到宋、明,被视为孔门心法。执其中,守其正,是谓中正,大中,中之大者,至正,正之至者,其实,是一种哲学抽象化的概念,就是最正确的而又最好的,最精微而又最宽广的,等等,反正,最那个的东东。

“大中”与“至正”,或是“中”与“正”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中”是我们一切行为的评价标准,也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目标,而“正”,从字源上说,上面一,下面是止(足),就是看着一前面的一个点(目的地),直接走下去。就这要求,不能走偏,走偏了,费时不说,还会迷路,还会遇上野兽。那一点,其实就是上面的“中”,而达到那一点,这个过程与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的,就是正。“中”是思想层面的目标和标准,而正是实施层面的意识及行动。

执中守正,就是照着正确目标,走正确的路,完成正确的事。记得,宋代理学家程颐在其《伊川易说》里面,对《易经》的解说,最核心的,就是这“中正”二字。所谓万变不离其中,人行世上,如果,持中守正,那么就会少一些祸咎,就会吉,相反,如果,离开中正,就会遇上凶,就会有咎。在遇凶逢咎的情况下,如果,能重回中正之道,也会逢凶化吉。对于《易》,“易”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千变万化中计持“中正”才是最重要的。读《易》,读薄了,就是“中正”二字。一些人读到了“易”,在“易”中就“偏正离中”了。

既然,大中至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而文化又是国家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对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来说,这一决定作用更是突出。不像小国,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外来移植。如印度,这样的大国,因被植民而移植外来文化时,至今都谈不上成功,而且这种文化怪胎也将会长远制约印度的发展。中国的幸运在于,还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虽然遭受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但中华文化的根还在,只是现在,培育这根的土壤,有些贫脊了而已。

十多年前,有首歌,叫《把根留住》,留不住根的文化最终要灭亡,留不住根的国家,最终要势微,留不住根的民族,最终要衰微。根就是,文化内在固有的东西,有这东西,文化才能延绵流长,才会枝繁叶茂。今天看到了,关于著名历史学家研究《清华简》的新闻,谈到,《尚书》某些篇目,重现天日,看到了秦妈皇焚书以前的《尚书》,其中有一篇暂名为《保训》的,里面有周文王遗言,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这同历来儒家对“中正”的看法是一致的。说明,儒家并不是后人所说的杜馔家、改造家,而是承继了历史文化的。 能进行这种承继与发展,数千年延续,是因为有这文化的根在那里。

而这根,是不可能轻易被外来文化所浸袭和替代的。现在的日本与韩国,可以说,自个有韩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但对中华文化来说,他们只是子文化,无论如何辩解,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原因何在?就是文化的“根”相同。

一切,试图改变这根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对历史文化的庸俗背叛,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的尝试,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并不是说,不能进行枝叶的创新与改变。当年,清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功,但就这一想法来说,是符合不同质的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规律的。不过,清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实践,说明了一点,在剧烈变革时期,特别是文化上中外冲突激剧的时期,少数人的设想与实践是不能超过文化这个大范畴的。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2)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2)

对当今中国来说,文化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上一世纪,只是简单解决了政治与经济问题,对在保持中华文化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文化问题,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至今还是一项尚未成功的历史任务。这一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中国走向世界的后劲将严重不足,最终也会制约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要走向世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

如上所析,在当今中国,如何进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与实践呢?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这里,我还要加上一条,就是,“中西融合,走向世界。”意思是说,中西文化为种以“中体”为基础的融合,最终不仅要中国实现复兴,而且要走向世界,让世界因之而繁荣,就是要世界大多数国家,能从中获益。让他们也感觉到,有必要参照中国的文化来改造自身的文化。对一些小国小民族,还应是文化母体般的借用。

“中体”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秉持大中至正之道,以德为先,修己治人,以举措天下。一种由内到外、由里及表、由近及远地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文化模式。二是“有国才有家”的社会认同理念。三是“安分守纪”的社会秩序观。这里的“分”,就是社会中,各阶层各居其所,和安其所。“纪”就是国家的礼法制度。四是,“怀远柔迩,恩威并用”的国际外交模式。中国传统外交,不像现在的外交,讲利益,而是讲“修德以服远。”甚至,远人来宾,其所贡远低于所获得的恩赐。五是“春秋大一统”。中国是要有王的,是要中央集权的,是要全国统一的。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是实力因素而分裂,否则,都是要寻求统一的。从来没有,在实力可及的情形下的和平相处。六、重祭祀,对人格神、自然神及祖先都有一种强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深刻影响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其落脚点不在神而在人,最终要当政者善治人民,要人民顺从为善。

“西用”的要点是:一、以个体*为中心,延伸出来的自由、平等、*观念与相关制度安排。尤其看重个体生命权,崇尚并鼓励个人奋斗,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是有限,国家保障*。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虽然这种分立与制衡并未超过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方面,但在协调与缓和两者矛盾与统治者内部矛盾之间,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高度。三、重商、重科技,以物质利益为首要的社会驱动力。四、宗教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深入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对社会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又在原有宗教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变革,相比中世纪宗教,很灵活自由,对人的约束性降低。五、社会舆论与监督在制约政治人物的同时,又为政治人物操弄民意提供了便利。六、在国际关系上,崇尚实力与利益原则,忽略德义。

无疑,“中体”与“西用”,其产生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因而无所谓对错,都对自个的国家民族产生的积极的作用与消极的作用。在近现代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基本上会遇上这种在文化及现实政治中自身的“体”与外来的“用”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中体”与“西用”具有普遍性与时代性。因此,尽管没对错,在冲突与融合中,相互吸收与借鉴却是必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吸收与借鉴,有主动与被动、主动与慎远的差别。权宜与被动下的吸收与借鉴,通常是特殊时期的一种无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主流就是这种“权宜”与“被动”。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主动”与“慎远”为主流。但这种“主动”与“慎远”,笔者以为,“主动”有余,“慎远”不够。说白了,于“西用“的某些主要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借鉴,予“中体”的某些主要方面又关注与借鉴不足。此外,这种“慎远”,上未深鉴中国历代治乱,下未深明中国数世未来。而在治国治民方面,历史的厚重性,文化的宏观性与势形的全球性等方面,思虑与涉入不足。

下节将探讨,中体与西用,在基于中国情的融合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中体西用——中国式民&;主?(4…6…1)

(4…6)中体西用——中国式民&;主?

“民之主为民”,是谓“民&;主”。此概念,将人民的争所谓的权与利,转变为,政府对人民权利的施与与保障。强调了政府的主动责任与义务,而不是迫使人民来争权夺利,在合理的限度内,对人民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

前者的实现,有三点,一是政府的自觉,二是职责的约束,三是人民的推动(监督)。这三者能达到1+1+1>3的效果,那么,这种治理模式,是可以达到的。在这三点中,“政府的自觉”是根本的,首要的,“职责的约束”其次,“人民的推动”居三。这是一个本末问题,只有当“本”不足的情况下,“末”才应起作用去固“本”。而西方式民&;主,首要是“人民的推动”,其次是“职责的约束”,其三才是“政府的自觉”。

如果以三者的重要性来分区,前者权数比例应为:政府的自觉50%,职责的约束30%,人民的推动20%,而后者则为:人民的推动50%,职责的约束30%,政府的自觉20%。两者顺序相反,而这相反的顺序,体现出来的就是,文化本质的区别。前者相信人本善,故强调自律,后者相信,人本恶,因而强调它律。自律重教化,其次是法制;它律重法制,其次是民意。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于社会活动分工原则,人民与管理者的分工与职责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把不合适的人放到一个领导岗位,是不可能管理好国家的。中国历史上因为世袭制,有许多不适任的君主,在这种不适任的情况,就最容易发生权臣、宦难与女祸。而西方式民&;主,在机制上,虽然以民意的力量加强了对执政与权力的监督,但一个非常重要的负作用,就是激发人心中的争夺心,容易导致人欲膨胀,奢望一些非分之想。古人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情不可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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