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兴县剧团团长刘好兵是1971年的兵,1977年转业到县剧团。他记得当时老团长张九宝亲自从车站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老团长家里简陋的近乎寒酸的摆设,他有点泄气,看来县剧团的日子不好过。老团长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你是我指名儿从军转办要来的,因为你的档案里写了一句话,“不怕单位差,白纸才能描出最美的画”,县剧团就是一张白纸。***被粉碎了,而我却有心无力,正好是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时候。”
他根本不懂戏,浑身上下没一点艺术细胞。到了团里以后,他负责服装道具,所谓负责包括制作、购置、管理、维护。他只会购置和管理,制作和维护都不会,他就向每个人请教,虚心学习,每逢下乡,搭台扛行李是最累的活,他不吭声,抢着干。
后来团里又让他负责后勤工作,他在部队后勤呆过,这难不倒他。每个人每天三块钱的标准,他变着花样做。早晨四个小咸菜,炖一个菜,或是白菜或是土豆,花卷馒头油条小米粥大米粥。中午三个炒菜,米饭或馒头,晚上炖俩菜配俩小咸菜,烙饼馒头或米饭。几乎每天不重样,剧团的人都很满意。
上级部门来考察,老团长提出辞职,他是众望所归,顺利的当上了团长,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他当上团长以后,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制度,实行包干,多唱多得,少唱少得。他把每个戏的主要角色都排了a B c三等,哪个角色后边都有人排队等着,只要唱的不好,立马被换下,没有奖金,只有基本工资。并且排演了不少新戏,大多数都受到好评,剧团最好的几年,要请他们演出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刘好兵自认没有辜负老团长的期望,他积极筹备学员班,也是为剧团储备人才,不至于人才断档,光靠有限的几个人撑着,这几年,也现并且启用了几个很有前途的新人。
《刺马》是这几年排演的新戏中不多的失败的例子。其实,事先他也有所踌躇,清廷戏在农村不受欢迎是预料之中的事,他花大把的银子购置新的服装道具,选出演员没日没夜的排演,自有他的道理。其实,他瞄准的是电视,这一逐渐普及并且雅俗共赏的平民媒介。同时,他也深深的担忧,随着电视的普及,搭台唱戏这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还能存在多久?
每当看到王喆,刘好兵总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学员里并不乏聪明伶俐,功底深厚的孩子,其实每个学戏的孩子都是古灵精怪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他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也很能吃苦。选出一两个好苗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却很难定义王喆。
他觉得这个孩子让人琢磨不透,好像很脆弱,又好像比一般人都坚强,眼里总流露出渴望,又故意把它隐藏的很深,他似乎是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可是又总让你的心悬着。
《刺马》试演失败以后,王喆变得很沉默,却并不沉寂,短短的失落过去,他更加勤奋,每天很早起来,很晚睡,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排练厅,对着镜子念白吊嗓,翻滚武打。
老蜡则一反常态,摆出很悠闲的架势,端了茶壶在旁边看着,时不时喊一嗓子“好”或是骂一句“寿头”(上海话,形容人傻)。看的人叫好的时候,练的那个就闷着头往下练,也不说谢,看的人骂的时候,练的人就从头再来,直到看的喊好。没有演出的时候,这一老一小就这样在排练厅一个演一个喊,绝无多余的话。初时闷闷的,久了也就自有一种默契一种和谐在里面。
老蜡忽然请假,也不说具体事由,只说去北京看个朋友,刘好兵想也没想就准了。
老蜡家在上海,他自己在这个北方的小县城一呆就是二十年,从没听他提起过家里人,看档案是资本家出身,自有一种老派的讲究。剧团的单身只他有一间单独的宿舍,收拾的干净整洁,房间里放的居然是红木家具,陈设都精致的叫不出名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被抄走,已经是个奇迹了。
天气再冷,老蜡都是坚持每天一个澡,头用蜡打理的一丝不乱。只是,这么多年,也没见他和任何人有过什么来往,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一台收音机。
如果不在排练厅,那他肯定就是在宿舍里写大字。不论春夏秋冬,老蜡写大字从不间断。有时候到村里演出,不方便带纸和砚台。他就拿着毛笔蘸水在石头上练。老蜡的字或刚劲遒媚,瘦硬峻整,或龙飞凤舞,飘洒有致。即使不懂书法的人,都能看出老蜡是高手。每当有人请教他字经,也是老蜡话最多的时候,他能不住嘴的讲上两个小时,兴趣盎然,滔滔不绝,和平时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