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夫人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件迪波尔的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他那鞋油打得锃亮的黑色系带皮鞋。她是踮着脚尖进来的,用她软绵绵的、打着晃的腿,费力地——踩在脚尖上——站在阴影里。两张床之间的四方窗户里已经透出微微的光亮。她气愤的、狡猾的目光在两张床之间看来看去。
劳约什枕在高高的枕头上,身体挺直,一动不动,像是死人。他唯一剩下的一只手搭在胸上,缺了胳膊的那个空空的睡衣袖管耷拉在床边。迪波尔的脸庞宁静、严肃、平滑,他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上,一条腿也从鸭绒被里伸了出来,他的手紧紧抓着枕头。
上校夫人吃力地把手臂上的衣服举到她高挺的鼻子前。她闻了闻。透过布料的味道,她嗅到男孩身体的味道和廉价香水挥发后留下的味道,它们都是男孩夜里从外面带进家的。当她凌晨把丢得散乱的一件件衣服都拾到一起,用衣刷梳理它们时,那香味冲进她的鼻子。看看,她想,男孩晚上是和女人睡觉了。
这是谁也骗不了的确凿事情,她想,男孩和女人睡觉了,如同所有的男人一样。男孩的父亲也是同样地,身上和衣服上带着这样的味道回到家,而她无眠地坐在家里的床上,消瘦的肩膀上散落着她稀疏的长发。她坐在睡袍里,在各种设想的恐惧中嘤嘤呜呜地啼哭着。因为她能在想象中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他四方的头往一个陌生女人的乳房中间钻去,他的大腿根往那个陌生的大腿根上蹭来蹭去。她被偷窃了,母亲被偷窃了,这个家的主人被偷窃了。这才是重点,也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他偷窃了她。他们全都偷窃了她,她这样想,她感到屈辱。在她被忌妒所折磨的这些年里,这个想法总是最令她痛苦的:就是猜疑他们偷窃了她。是她那奇怪的小家子气把这个家里各不相同、四散飘荡的目的聚拢在了一起。她吝啬地把一切都仔细地收起来,那些男人们从这个家里带走的:每一枚钢镚儿,每一滴血。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因为是她固守着这个家,她本身就是家:她感觉自己是这个大世界里的一座岛,在这座岛上人们盖了房子,人们住了进来;她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体上生发,在她的血肉之上。但是男人们离开她,去了别的女人那里。他们偷窃了她:这三个男人从家里偷到外面去说的每一个词都让她感到忌妒。他们把钱带去给陌生的女人,还有他们温柔的情话,都是从她这里偷走的,所有的那些动作,他们的血,还有他们的汗。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都离开了她,抛弃了这座岛,偷偷摸摸地,用那些虚假的借口;他们说是责任在召唤,是祖国在召唤,是誓言在召唤,然后,当他们回来时,再没有一个人和以前一样。其中的一个缺了胳膊。她看着那垂下的、空荡荡的睡衣袖筒。那胳膊毫无疑问是她的。是她生下来的。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而男孩却不知在哪里把它贱卖了。他说是在战争里——但是她知道,这只是些说辞。战争是男人们制造的,让他们可以逃开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于家庭,也不想挣钱养家。
而这个小的晚上和女人睡了。她小心地踮起脚注,在枕头间的阴影里用目光寻找着男孩的嘴。那嘴张着,血红地肿着。他爸爸的嘴唇也是这个样。现在他也要离开了,只留下她自己,而这岛也将沉下去。
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已经活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知道,她应该死去了。也许再过一年吧,也许就在明天。她的腿涨满了积液注。夜里,她有时无法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已经习惯了死亡的想法。她谈起死亡就像谈论一项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庆典。她已经可以想象自己的死去;只是她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她的儿子们那时会走进来,带来医生和清洗尸体的阿姨,也就是布戴尼克夫人:她会为她脱去衣服,然后用加了醋的水清洗她瘦弱的身体和她死去的、软绵绵的腿,比起思维和感觉,那腿早已经死了。她当然不愿意以尸体的姿态在布戴尼克夫人面前展示自己。布戴尼克夫人曾经是接生婆,她看过她比裸体还要赤裸的样子,那是在她带男孩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布戴尼克夫人属于这个家庭,基于一种联盟,她属于所有女人的大家庭,也属于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家庭。奶奶也是由她给清洗了最后一次。小迪波尔是由她给洗了第一次。真可笑,她想,回头也由布戴尼克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干干净净地上路,用醋水洗去她四肢上的汗液。但是,她不能忍受这期间男孩们停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幅折磨人的画面——就是当布戴尼克夫人清洗她的时候,男孩们可能会停留在房间里,也许是出于慈悲,或者出于无能为力的不知所措——在她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生病的这几年里,总在困扰着她。她知道为什么不能允许男孩们看到她赤裸的身体,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能够!她穿着高领的、领口闭合的长睡裙。男孩们从没看过她宽衣清洗,也从没见过她穿着稍有暴露的衣装。她知道,几十年来,这一道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矗立在她的身体与儿子们中间的隔离墙,哪怕只是从一道墙缝间窥视过去,这一切也将坍塌不在。男孩们在她身上只看到母亲,不再有别的角色,仅仅是母亲,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有关肉体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被男人搂进臂弯,可以往她的耳朵里吹拂甜言蜜语,可以用手指逗弄她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女人——在男孩们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在病榻上,她如果想到这里,便呻吟起来。在死之前需要和布戴尼克夫人谈谈。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要离开家了,夜里他和陌生的女人睡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可以放弃那抗争了。死亡已经近了。
她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到床上。三年来,从这张床上,她只有在夜晚,在其他人全都睡着的时候,才偷偷下来走动。男孩们不必知道她还可以走动。这几年来,男孩们已经确信了她是和床绑在一起的。这样很好,这个她所设计的战术是有一些益处的,那就是把这个家拢在了一起。她把钥匙都放在枕头下面,还有八千克朗的抵押和信用的票据,少量的首饰,镶了碎钻的几枚黑色釉彩徽章和她的一些耳坠。一根长的金链子和一小块金表也被她放在了枕头下面。床下的皮箱里放着银器。那是老式的手工打制的银器,是这个家族曾有过的辉煌的遗存。还有上校每个月从前线寄回来的少量现金,被她装进一个鹿皮的小口袋里,挂在她的胸前。这就是全部了。至于把所有这些都像装麻袋一样地收在一起——秘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是为了增强她假装无能为力的优势。这是有极大优势和目的性极强的战术,就是她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所有的一切,这个家整个的血液循环都绕着她的床边运行。她这样躺了三年,看上去不能动弹。她知道现在在打仗,但是在她真正的理解里,那只是借口和托词,是给予了她的丈夫一个可以离开家,不用坐在她的病榻边的一种途径。一年前,大点儿的男孩也是用这个借口离开了。现在要轮到小的了。他们全都欺骗了我,她疲惫地想着。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夜里她梦见了牙齿。她梦到她所有的牙齿都掉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死亡,她的这么长的人生和所有的解梦书上的经验都告诉她,这表示死亡。她要死了,而男孩们会搜这房子,他们会找银器,那些有价的票据,还有首饰。她隐隐约约地在考虑一种基金会,一种由孤儿事务局管理的基金会,每个季度可以从银器中给男孩们和他们的爸爸一只勺子,或是一只叉子。她瞪着眼睛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每个清晨都一模一样的一串声响。过上一段时间她就会疲惫,然后小睡一会儿。她总这样待在床上,夜里也是,穿着一件陈旧,并不很干净的蕾丝边睡裙,像在等待来探望她的人。她认为应该有很多人来看望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夫人,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并没有谁来看望过她。她人生的最大梦想从来不曾实现过,就是由她,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夫人来举办一次宴会,用上这房子的所有房间,一共是三间,还有装饰了灯笼的院子,搬到户外的家具,在几张小桌子上摆上红酒、冷餐烤肉和甜点:一次宴会,也许还要找吉卜赛人来演奏,团里所有的军官都要出席,也许师长,还有在市长带领下市里的官员们也能来待上半个小时吧。她时常会琢磨房间的大小够不够,也总是核算宴会的支出大概需要多少。她会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院子的入口迎接客人。她会穿上那件灰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专为她的银婚而制作的,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而上校可以在这次宴会上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如果她想到这个幻想了无数次却从未能实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又具体地设计好了的梦,她便开始哭泣。而这一切从没有任何人知道。
男孩们起床了,水开始哗哗地流。他们在洗漱,还低声说着话。女孩在厨房里做着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特殊又复杂的抗争中,她动弹不得地参与其中。她在床上指挥着家务的维系和男孩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她把食物存放在正对着她的床的杯具柜里。她让杯具柜的摆放刚好可以看清女孩的一举一动,每一把面粉,每十克五花肉肠,每一枚鸡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孩每次关好玻璃柜门,她都会把钥匙重新放回枕头下面。如果男孩们离开家,她会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直直的目光紧盯着他们的身后,穿过墙,追随着他们,一直看着他们。有时她会觉得她看到儿子们在城市里,当他们在街角闲逛,她能看到清晰的情节,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她会出神地想,他们与他或者他在说些什么?当他们晚上回到家,她会详细地问询他们,有时她所看到的真的和男孩们所说的相吻合。
女孩走了进来,亲吻了她的手,端进来早餐,拉起了卷帘。她把钥匙递给女孩,然后仔细地注意着女孩在杯具柜那儿的每个动作。她把糖罐抱进怀里,然后数出来五块。男孩们每人一块半,她和女孩每人一块。太阳的炎热从窗户灌进屋里,已经有了些夏日的威力。“今天的午饭要做肉,”她对女孩说,“打开一瓶樱桃。你用之前的那瓶李子果酱做水果馅饼,它就在那块肥皂旁边。”她闭上了眼睛。就让这一天好像他的生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