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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梦麟老实回答。

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与傅斯年、胡适均是好友,可谓无话不谈。傅口才极佳,谈话时忽而中文,忽而英文,庄谐杂出。有时讲的太多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孟真(傅字孟真),你说的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一面笑,一面也就停止了。因是老朋友,向来如此。傅、蒋二人在一起好辩论,有两次,蒋梦麟辩论不过,急得举起手杖来要打他,傅一面后退,一面大笑。

1950年12月17日,北大52周年纪念时,傅斯年演讲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完,蒋笑着溜走了。这真是知人论事的妙喻。

第三章 概述

北京大学从懵懂少年到青春焕发,享誉全国以至于全球,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三件事:其一即前述蔡元培掌校并进行的改革,使北大在教育领域做了改革先锋;其二即本章所述新文化运动,北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了头阵;其三即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北大当了救国运动总司令。这三件事先后蝉联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三件事中,新文化运动上乘蔡元培改革之东风,高扬旗帜,破浪前行,下启五四运动之先声,并为其做好了思想和生力军的准备。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所聘来的那些“大腕”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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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一枝独秀”(1)

前述蔡元培履任到京后,先去访问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并征求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以陈独秀来回答蔡元培的征询。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1903年他曾参加拒俄运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首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于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干将之一,后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等要职,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访晤陈独秀后,以后又多次往访,有一段时间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有个小毛病,爱睡懒觉。有时蔡元培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只拿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这便又有点儿像程门立雪了。以至后来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原放都觉得过意不去,劝陈独秀以后晚上早睡,早上起来早些才好。陈独秀开始不想就任北大教职,以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并推荐胡适为文科学长。蔡元培便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学校里来办,陈独秀这才慨然应允。正是蔡元培的识才礼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陈独秀能与之精诚合作,为北大的改革创新立下汗马功劳。

陈独秀对于北大革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不亚于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标志,但真正发生全国性影响,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往北京之后。正如时人所说,“新文化运动起源于上海而成就于北京。”

陈独秀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份刊物、一种锐气、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在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吞天沃日的大波澜。

早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上,陈独秀就发表了宣言书式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相号召。在该文开篇,作者就痛切地指出:“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陈独秀“一枝独秀”(2)

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6个方面对自觉和奋斗做了精到的阐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关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关于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关于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他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按:即泰戈尔,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关于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说:“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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