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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队把樟树锯倒、搬掉了。这样既可让周围的水稻增产,又可扩大几分田面积。可是那个大树兜仍霸在田中间无人问津。江背分场四面环山,砍柴十分方便,硬柴茅柴满山都是,谁会有肉不吃,而要费那么大劲去啃一块骨头呢?我向总场要求派来常驻宣传队的分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周副主任对我说:“老金,你反正要打柴回家,那个树蔸,如果你吃得这个苦就去挖了,能劈两三担柴呢。”

我琢磨着,樟树是上好的燃料,况且树蔸离村不远,早晚都可去挖。就说:“既然没人要那我就要了。”就这样,我利用早晚时间,中午也不休息连续干了好几天。每天汗水淋淋,腰酸背痛,两手磨得满是血泡,才把树蔸挖出土。然后请了几个人帮忙把它挪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休息两天后再挥刀抡斧,把它变成可入炉灶的干柴。

由于工程太大,总抽不出时间动工。一天周副主任和一位老工人问我:“老金,那个树蔸你是打算取点别的用途,还是做柴烧?”

我说:“我缺的是柴。”

周主任说:“烧了可惜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拿两担柴向你换好么?”

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同意。一个这么大的老树蔸,要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谈何容易!非光着膀子干它个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能用它换两担干柴担回家,既轻松又合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既没给我柴,也没有动手去拾掇树蔸。

有一天,周主任突然又对我说:“老金,那个树蔸太麻烦了。其实也取不到什么料,最多只能取一块砧板。大费劲了,没意思。还是你自己去处理吧。”

树蔸过了一个夏天,干得铁紧铁紧的,劈起来更费劲费时。因此我也起了一点念头,先锯下一块砧板,剩下的慢慢再来收拾。所以这次回家就带了两个朋友到江背分场帮我锯树蔸。

到了江背分场,带他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我们三人就扛上斧锯,正要出门。就在这时,王欣书记一阵风似地赶了过来,堵在门口,脸上还带着几分很不寻常的笑颜,嘴里却吐出一道阴阳怪气的勒令:“那个树蔸不能动,分场要用!”

这突如其来的禁令,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茫然地问:“分场要做什么?”王欣提高嗓门,锋芒毕露地说:“分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不能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他分明又是在玩弄权术,欺人太甚!我心里明白,此事我非他的对手。但我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仍愤愤不平地说:“你亲眼所见我辛辛苦苦干了四五天,那时你怎么不吭一声说分场要呢?周主任要拿柴与我换,你也是知道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树蔸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个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现在我请了人来处理,你就突然说分场要,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眼一瞪,手一扬,更加疯狂地说:“我说不准动就是不准你动!我说分场要就是分场要――就是这个意思!”显然,他对我的深仇大恨就是要在此时此事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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