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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第2页）

对，我有意说成是办事员的「错误相信」，而非「主观故意」。原因也简单，我现在的火力集中在刘萍身上，实在不想分心去追究办事员的过错了。至于办事员怎么做到的、要怎么去圆、会不会被单位追究责任，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话说回来，证明当天在房管局办事的人不是我，也很简单——

首先我有我本人在学校的监控影像，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我24小时都在学校。于是，在我暗示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房管局的人很配合地调了11月7号那天的监控录像。

录像里出现了一个比我矮了一个头的女孩子，拿着我的身份证，跟在刘萍后面。

是她女儿张雅。

如此，能证明我的身份证被冒用，我本人的确没有来房管局办事。

这就证明了房管局的行政程序存在问题，应当撤销房产证更名的行为，刘萍的名字自然也就不能继续挂在房产证上。

刘萍徒有一张跟我爸的结婚证，就算去打官司，也分不到半毛钱——

我爸的钱和房子，那可都是婚前财产！

如此一系列操作下来，已经是四天后。

这期间，刘萍不停地给我爸打电话，要求很简单：「给我两百万，我们就离婚；不然，就法院见！」

她把房子当成筹码，殊不知这筹码早就已经不在她手里了。

拿到只写着我爸和我名字的房产证后，我给爸爸打电话：「把刘萍约出来吧，这事儿该了结了。」

地点是刘萍定的，一家咖啡厅，气氛小资，东西却难吃，很符合她附庸风雅的品味。

见了面，她也不多说废话，上来就是：「钱呢，准备好了吗？」

我笑一笑，说：「这话该我问你吧，你从我爸这儿借走的20万，准备好了吗？」

她装傻：「谁借了？有借条吗？那可是你爸心甘情愿给的。」

我点开一个视频，播放给她看。

视频界面是我爸和刘立强的微信对话。

刘萍警惕地说：「你给我看这个干嘛？」

我淡淡道：「你可能不知道，2019年，最高法就已经修改并实施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电子信息包括即时通信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说通俗点，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也可以当成打官司的证据了。」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一条：没把我爸的手机带来，也是怕你抢手机销毁证据——毕竟，截图和录像都不算，必须手机上原封不动的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