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趁乱逃,还等什么时候?”母亲房里的闹钟敲了半点钟。现在是4点30分,离日出还有两个钟头。一旦做出选择,我们就得抛下一切,赶紧收拾细软找船上路。我在凌乱的桌子和架子之间踱步,有那么一瞬间,我能想象那种轻松……要是能放下我所在意的一切亲情家事和种种牵绊,结果会怎样?
“您跟我们一起走吗?”我马上觉察了母亲的答案。对她而言,即便我们能找轿子送她上船,一路也将千辛万苦。然而更重要的是,旅途再艰难,也难不过说服她离开家门。
“我不走,孩子。”她回答。
“那我们也不能走。”
夯、夯、夯。去年10月,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它比零式战斗机声音更低沉。是轰炸机。阿梅从外婆床上滑下,向我跑来。
“我年纪大,又富态。”母亲在噪声中提高嗓门说道,“我这小脚不中用啊。你要保全下一代的。”
我抱起阿梅,“不行。我不能丢下您。”
“阿桂留下来服侍我。”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去吧,我要穿衣服。”
母亲神情忐忑不安。我猜她是想要抽烟。婆婆和素莉转身离开,阿桂留了下来,只有她无须假装对母亲抽烟一无所知。
我们几个人去厨房喝茶,仿佛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我跌坐在椅中,示意着请婆婆坐下。“您怎么看?”我问她,“该走,还是留?”
婆婆没有正视我,眼神在空中某处游离。“马尼拉热得很。”最后她说道,“不过,在那儿过日子,不见得很不舒坦。”
不舒坦?她这样看我么,我是个讲究舒坦的女人吗?我也爱国。为了国家和亲人,再苦再难我也经受得住。“那聿明怎么办?”我质疑着。我的丈夫。她的儿子。“去了那里,他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就算我们留在这里,”她说,“他要穿过敌军封锁线,谈何容易,要是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就更难了。”
“那倒不至于。”从我跳下床开始,我的大脑就一直飞速旋转,试图理清所有头绪。我低头伏在桌上,思索着。
“哎呀!”我一下子弹起身,撞翻了凳子,这才发现身旁是素莉而已,她正要把茶壶放在桌上。
“我只是说吕宋岛天气炎热。”婆婆继续道,“因为我在那儿住过,你没有。当然那会儿不一样,我公公和丈夫还健在。”她的指尖抚过面颊,仿佛在回忆着,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逗留在马尼拉的那段短暂幸福时光。
“那您的意思是?”
她耸耸肩。“将来意外变故太多,我这脑子算计不了那么远。如果你想去马尼拉,我保证那里的华人很高兴接纳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我丈夫。公公他们父子俩都很受人敬重。”
“您的意思,我们应该走?”
“除非你想走。”
除非我必须走。我又不是游牧民族,一有风吹草动,收起帐篷就能策马远行。鼓浪屿是我的家。连沿着海岸走远路去福州,我都觉得太遥远。“我怎么能离开鼓浪屿呢?”我问,“我母亲怎么办?”
“你做主。”
阿梅踢了一下桌子下面,钻到我的两腿间。“还有,”我说,“我不愿意再无端拉长跟聿明的距离。”
素莉把阿梅从桌底下拽出来,抱到桌上。在她们身后,晨光初现,将雾霭染上一抹污红。素莉挖了一勺芒果肉,正当阿梅张嘴时,天空中映出一道惨淡的粉色。
“素莉,”我喊道,“把她抱下来。快点。”
轰炸刚开始时,我就是这么紧张。我把阿梅留在楼下,不让她接近窗户。我关掉电灯。不许任何人出门。粥煮好后,我只点一根蜡烛,把母亲的早餐台尽量推得离窗户远些。
然后,我又回到厨房跟婆婆一起用茶。对爆炸声,一天之内是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每次爆炸都把我吓得战战兢兢。我缩紧双肩、眯起眼睛、紧咬牙关,直到脑门酸痛。我们俩坐在那里,喝着茶,徒然揣测着,我军士兵的装备弹药不足,能否抵挡得了日军进攻。但我们的军队长官比日本指挥官更有智慧,不是吗?中国自古就有不少彪炳史册的帅才。三国时诸葛亮不就曾运筹帷幄,以弱胜强吗?我们坐着回想种种历史典故,直到意兴阑珊。我们盯着茶杯,听着炸弹的爆炸声。最后,我受够了就这么一直躲在家里,于是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推开凳子站起身。
“我觉得轰炸声少了。”我说。
我走出前门,碰到了阿桂。“我要去看看情况。”我低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