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第20部分（第2页）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总理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嘛。”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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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身处逆境，巧于周旋和斗争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抓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此后，他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古、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他考虑，当时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