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编辑部安排我去长沙,筹办“湖南青年作家专号”。
到了长沙,听负责归总专号作品的蒋子丹说,韩少功在湘西吉首的团委挂职。我就去了湘西。等我到了团委所在的吊脚楼,就听说韩少功刚刚回长沙了。我又折回长沙,和从北京赶过来、刚刚上任的副主编赵日升到韩少功家中拜访。
那时候的热情和干劲,已然变成了从此以后的工作习惯,似乎从未消退:直到如今,只要看到好的作品,就能眼前一亮,照样炯炯有神,定然全力以赴。
记得韩少功的家是一处老旧的平房,我和韩少功畅谈李泽厚,说东方神秘主义、相对主义,说荆楚湖湘巫术文化。2004年在京西宾馆开作家代表大会,不经意在楼道里偶遇韩少功。他见我就问:李泽厚在忙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很久没和他联系。
专号的组稿工作非常顺利。在《芙蓉》编辑蒋子丹的热情张罗下,整整一期“湖南青年作家专号”的稿件已然备齐。我们还请当时研究沈从文已有名声的凌宇老师写了同期的作品综论:《湘军的将校们》。
李泽厚是湖南人。我回到北京,把稿件编排好,已是1986年的春节过后,就兴冲冲去找李泽厚。那个时候,湖南的作家在文坛上风生水起,李泽厚也一定会关心。如果他能写一篇谈湖南作家的文章,这一期专号岂不更加完美?
年少的心事,只有用美好来形容。没料到,我一说出来意,李泽厚就又笑了:“我从不写哪个人的作品评论。宗璞是我同学,还是好朋友,我也从没写过一个字。”
不写就不写吧,我居然一点儿失望都没有,反倒还很兴奋。
和李老师聊起最近看到的一些文章。说到在西北的一位美学家写的文学评论,李泽厚很明确地说,他的评论写得好,感觉好,文字也好,但他搞美学研究不行,逻辑不通。他是一直笑着说的,好像不是在评价一个人,而是在说一件有趣的事。他还主动说起他最近读到过的一篇文章,叫《从“英雄”到普通人》:“文章的前半部分写得好,后半部分的观点我不赞同。”我说,这篇文章我也读过,是我们中文系78级的学兄李洁非写的。
这一年的夏天,复旦中文系召开新时期文学研讨会,找回来不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长,也叫上我来学习。学兄李洁非先是去海南开了一个全国青年评论家的会,赶过来参加复旦研讨会的下半场。我对他说了李泽厚对他的那篇文章的评价。他说,明天下午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有一个讲座,我们一起去。
第二天赶到华东师大,在讲座开始前,我们见到了李泽厚老师。我介绍说,这是李洁非。李泽厚微笑着,而且依然很明确地说:“你的那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得好,后半部分的观点我不赞同。”
讲座很快就开始了。印象里,主席台上还坐了其他几个人。
我和李洁非在左侧前排坐下来。李泽厚讲了一段话后就不讲了,接着是其他人在说。李泽厚讲了什么,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年后,一位在场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居然把这样的场景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还获了“茅盾文学奖”。这个人是李洱,小说是《应物兄》。
小说里这样写道:
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他的到来让人们激动不已。李先生到来的前一天,应物兄去澡堂洗澡,人们谈起明天如何抢座位,有人竟激动地凭空做出跨栏动作,滑倒在地。
后来,我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
今在颁奖前见到应物兄,我说你写李泽厚老师在华东师大讲座,我在现场。没错,就说了不到一刻钟。那是1986年。应物兄很得意:“我没瞎写吧?”
1987年初秋,我收到了大学同学张安庆寄来的两册书和夹带的一封短信。书是《美学》第七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开本和杂志一般大,我在大学里读过,那时候我们亲切地把它称为“大美学”。我起初以为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张安庆在把他做责任编辑的书送给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初寄给李泽厚老师的那篇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就收在这本书里。文章有一万六千字,篇名为《论作为传统诗歌文化心理结构的“兴”的精神》(标题较长。现改名为《论“兴”的诗歌精神》)。我应该能意识到这一本以丛刊的序号出版的图书和李泽厚的关系,他其实就是在主编这份丛刊。
但是,从1985年年初起始,我多次到李老师家中拜访的时候,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篇文章会有怎样的出路,我也根本没去想这篇志大才疏的文章的归宿。我当初寄给李老师,只是因为少数几位看过的老师和同学评价不一。
现在我把这篇文章收到这本书里,是为了念记李泽厚老师对我的提携和包容。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要像李泽厚老师他们这些长者一样,永远对年轻人葆有热心和热情。
我必须要去李泽厚老师家一趟。
是一个下午,3点来钟。我每次去也都是这个时候。我骑着那个杂牌子的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李老师的门前。没有人应。
也听不到以往常有的笑谈声。等了一会儿,听到一位进楼的长者说,他已经搬走了。我忙问搬到哪儿了,长者说不知道搬哪儿去了。我仍不甘心,问了几个人,其中一人说,听说是搬到西城的三里河那边去了。我后来应该还打听过,但是没有找到确切的地址。从此我和李泽厚老师断了联系。
后来听说他出国了,又听说他回来了,再听到的是他又出去了。他回国到华东师大讲了好几堂伦理课,他还写了篇短文说及金庸去世。这都是事后从报章上看到的。
算来李泽厚老师现在已是91岁高龄了。但我心目中一直存留的是他50多岁时春风满面、神采奕奕的模样。
这篇文章要结尾的时候,我骑共享单车去了一趟和平里九区1号。楼还在,眼前却不可能有李泽厚老师。
但窅然中泛出的,依然是李泽厚老师坦荡、实诚而又豁亮的笑容。
写于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