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刘醒龙的启示（第1页）

昝在已知名的青年作家中，湖北作者刘醒龙不算特别出众；当文学需要有人维系它的创造活力之际，刘醒龙无疑是其中颇为认真的用心者之一。当然，这并不是刘醒龙意义的全部。

一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如今，我们从青年作家队伍的现状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很大一部分青年作家，随着自己的创作实绩和社会影响所带来的生活处境的改变，他们已经远离了曾经产生过最初文学梦想的生活本土。他们在远离情感来源的地方，述说着在情感和精神上与生活本土的联系，并且从他们的现在遭遇出发，认识、评价着这种联系。

另一类作者，受着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自己的生活本土。正由于他们与与生俱来的生活处境的不可分离，他们的劳作往往显得普通而默默无闻，带着浓厚的民间色彩。这也同时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滋生社会文化的广阔土壤，而不是其上的鲜艳花朵。所谓的文化精英只能是少数，似乎从来就是如此。

刘醒龙属于没有离开生活本土和情感来源的众多作者之一。

他以往有关湖北东部山区生活的小说创作，带着神话、传说、灵性、梦幻的斑驳色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等到他写出《威风凛凛》《村支书》《凤凰琴》（分别载《青年文学》1991年第7期，1992年第1期、第5期）等中篇力作之后，才逐步为人们所熟识。相比其他普通的基层作者，刘醒龙是幸运的。但是，刘醒龙为什么“幸运”，他的创作到底写到了什么，提供了哪些新的文学经验，他又如何不同于其他作家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二

读过刘醒龙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新近几个中篇小说的读者，大多会对刘醒龙小说中所描述的生活场景留有特别的印象，兴许会以为他的创作展示了一个新鲜的生活层面，打开了一个新奇的生活视野。按理说，对刘醒龙小说中铺陈的这些生活场景，我们不可能感到陌生和新奇。我们不就是从这样的生活场景中生长起来的吗？就是上溯到十多年前，对于这种艰难和贫穷，我们谁不记忆犹新？我们所以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我们读到了刘醒龙笔下中国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而受到了莫大的同情心的驱使，是不是这一系列的生活场景唤醒了、唤回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因为我们远离故土的缘故？

离开本土并不是我们开始怀念本土的唯一理由。事实上，本土上的一切早已融进我们的血脉，即使在我们离开本土之后，它们仍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实际滋长着，并且成为支撑一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的巨大动力。那么，我们怎么会感到遗忘、觉得新鲜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倒理解了为数不少的有才华而又敏感的青年作家们，在奉献出他们最初出自本土的鲜活和生气，而后创作的活力逐步衰萎的缘由了。相形之下，刘醒龙作为一位基层作者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他的小说揭示了一个依旧贫困却仍然厚重的生活本土的顽强存在，这一本土的现在状态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感触。

刘醒龙小说中的细节富有魅力。这不仅在于刘醒龙笔下的细节丰富生动，更在于我们读到这些细节后心绪难宁。在《威风凛凛》里，五驼子、金福儿为杀他人的威风在愚昧地倾轧；《村支书》中的支书拖着病体在城乡之间为五千元贷款来回奔跑；表现山区小学师生生活的《凤凰琴》，说的是小学生们交不起上学的钱，用柴米油盐代交学费，在寒冷的冬天里十几个光着脚丫的孩子排成一列升起国旗……所有这些细节，以它朴素的真实，揭示着这一方土地艰难的生命存在。生存问题，在作者描述的生活场景里，有着非凡的意义。人们会说五驼子砍下自己的手指、邓有梅们为转正名额争来斗去的举动是多么卑微和屑小，但是这些举动一旦与努力想活得好一点的愿望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具有一道圣洁的光芒。这是一种执着，一种对生活最根本性的执着，它不必回避或掩饰什么。因此，在此意义上的酸楚和卑微，也同样是伟大的举措。对承载着如此酸楚的遭遇和卑微愿望的生活本土的揭示，正是艺术得以驱动的前提，也正是刘醒龙有别于他人而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

三

写出了一个如此贫穷而又如此富于生活热望的本土的存在，是刘醒龙创作的基本价值所在。人们也就很自然想到刘醒龙对这一方土地的基本态度。

不同于其他作家居高临下的整体观照，刘醒龙基本上保持了与他所描述的生活的同步状态。他的评价方式也与之同步相应。

他的评价以传统的良知、良心为前提，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读到了纯朴和善良，读到了对苦难的同情和理解，读到了浓厚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良知。例如，《村支书》中村支书以身殉职，“远处一盏长明灯背负着坟山不断闪烁”；《威风凛凛》里没有道破的，是赵长恩忍辱负重中至死不渝的孤傲；《凤凰琴》中几个山区教师结束了为了改善生活遭遇的相互争斗，只是希望带着唯一转正指标下山的青年教师张英才，日后不要忘了这里还有一个艰难维持着的山区小学。在刘醒龙的作品里，普通百姓的道德感情、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得到了作者的维护和肯定。

如果说，一个人人格精神的完善，大致是一条智者的路、一条贤者的路、一条圣者的路的话，那么，刘醒龙显然是以悲天悯人的仁慈心肠在感动自己、打动他人，因而他的作品能与本土之上的百姓得到沟通，同时也会让远离这一贫困的生活本土的人们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但是，刘醒龙分明又是困惑着的。如果《村支书》中的村长不是在村支书死时幡然悔悟，那么怎样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去评断这一人物呢？一种道德力的感召，一种彻底的觉悟，仍然无法改进和提高这一生活本土的生存质量。刘醒龙是在为他笔下的人物、他所呈现的生活本土寻找着出路和前景，但他又多少显得无能为力。人的生存遭遇的改善、生存理想的实现，必然有赖于生活内容的实质进展。那么，刘醒龙的困惑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同样也深深缠绕着处境不一的其他人。这也是刘醒龙的创作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写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