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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的阅读经历(第4页)

另外,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艰深、枯燥、可怕,他们并不缺少文采。如马克思谈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

他还这样来挖苦书报检查制度:“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毛泽东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一九五六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机智、幽默,现在的政治家、文人都是很难企及的。

政治理论经典对我写作的帮助是学会直取问题要害,找到打开读者思想大门的钥匙,登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制高点,也就是找到文章的“文眼”。前面说过韩愈为文时要向司马迁“借气”,我则常向马、恩、毛“借力”,借政治之力。在文章看似山穷水尽时,又翻上一层,极目千里,借助政治的高度,是为政治散文。

比如,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了,有钱怎么花,怎么建设新农村?有各种典型,但都摆不脱好吃、好住、高消费。我在江苏看到这样一个典型,他们一切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生活自由、劳动自由、精神自由。村里办有多种企业,早已做到充分就业,但每家还留了几分地,为的是留住乡愁,享受田园生活的自由。连敬老院也分几种类型,养老方式自由选择。这不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就是恩格斯讲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于是我写了《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摘要如下: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到现在还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遥远和渺茫。于是共产主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我的所经所见大约有两种。一是解放前后“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最初级的“解放版”。二是“人民公社”版,一场黄粱梦。而这次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前两个不同的比较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作“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

蒋巷村不大,一百八十六户,一千七百亩地,八百口人。四十年前曾是一块低洼闭塞的蛮荒之地。村展览室的墙上张贴着一首辛弃疾八百年前描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词《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追求。现全村已人均年收入两万多,学生上学全免费。老人,五十五岁开始每月补三百到六百元,如身患重病者,月补四百元。他们说这是“按劳分配加按老分配”。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最难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工作自由已不必说,而养老一项,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既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五十五岁以上老人两百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两百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摩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蒋巷村,本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的富裕典型,可以写成一般的新闻通讯、游记散文,但是我这里调动了过去对马恩经典的阅读,将江南美景、新村变化、数字事实和传统的小康观念,用“共产主义猜想”这个主题来统领,开辟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和审美角度。

“典”当然主要是指经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经典的句式都可以拿来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比如我们年年喊反形式主义,就是反不掉,某地开人大会,领导炫才,工作报告居然是一首六千字的五言诗。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结尾时说:“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马克思的原意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顺便再说一下对其他经典的阅读使用。前面讲过经典的作用是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可以指导工作。我在阅读中,总注意寻找那些可以指导写作的理论依据,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一九八三年前后因对杨朔散文的阅读,产生了疑问,这涉及形式美的问题,便去读美学方面的文字,最主要的有黑格尔的《美学》,并做了详细笔记。那真是一本很难啃的书,我从中只学到一点精髓,就是把握好三个关系:

第一,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黑格尔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是消耗、破坏它,换取自身的生存,是一种消费关系;二是研究它,并不破坏,是思考关系;三是欣赏它,保持距离,是审美关系。就是说,你把对象破坏了不美,研究得很透了也不美,有距离才美。

第二,把握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审美价值。既不能让形式妨害内容,也不能降低审美价值,“把它降为一种仅供娱乐的单纯的游戏”。

第三,把握审美的作用,即艺术对人的作用。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难免有动物性的粗俗的一面。黑格尔的原话是:“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一体。但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们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们解去自然的束缚。”就是说艺术创作不能粗制滥造,不能媚俗,而承担着净化人的心灵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审美原理,就像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力学原理,用它可以解答艺术、创作、欣赏、文艺批评中等一些常见的疑问。比如经常困扰我们的,引起读者不满、家长担忧的作品低俗的问题。二〇一〇年媒体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我曾写了一文《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就是说人面对一物会有三念:占有的欲望、冷静的思考和愉悦的欣赏,就看你选择哪一种。这三种念头第一种源于人的动物性、物质性,可称为“俗”;第三种体现人的精神存在,可称为“雅”。俗与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通俗”。

小说、影视作品中最难处理的“性题材”问题,根子也在这里。作者的着眼点,是刺激读者的动物性的原始性欲,还是启发他的审美,这也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区别。一个美女在色狼眼里是满足性欲的消费对象,在医生眼里是救治的对象,在画家眼里是线条、韵律的美感。人身上动物性与人性共存,就如人体内癌细胞与好细胞的共存。同样是一张裸体画,在一流画家手里是高雅的美,在三流画家手里是放荡和粗俗。人的阅读需求从低到高、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共有六种,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审美和思想的阅读需求。这就看作家、艺术家怎样去激发读者的不同需求,是用“慈祥的手”替人拆开“契合一体的粗野性和野蛮性”,还是用“罪恶的手”诱导他回归动物性。反映在作品上的不同就是高雅、低俗和通俗。

经典作品里总是有原理体现。马恩作品里有一般社会原理、哲学原理;毛泽东作品里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原理;黑格尔的作品里有美学原理。哪怕每一个小的学术分支,只要它够得上经典,就必然会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说,只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够称得上是经典作品。这也反过来说明,阅读,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还有种子;不只是几条鱼,还有渔具、渔法。当然再经典的作品也只能作为客观的阅读对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阅读效果,还得发挥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但是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一九六八年“文革”后期,我大学毕业后有一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农村劳动锻炼。正苦于无书可读时,在灶台上见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

陈是个老革命家,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修辞学很专,我也无心专攻这一行,但我读后从中悟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这再次说明经典的理性光芒。

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还没有做新闻工作,这本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等到我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新闻界总有一个摆不脱的阴影,就是有人建议“消息散文化”,一时在新闻界形成潮流,好像这是写好新闻稿的出路。为此《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讨论结束时报社请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主要用在应用、实用类文体,如文件、通告、科学著作、教科书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极其客观准确;积极修辞用于文学写作,小说、散文、戏剧,典型代表是诗歌,可以任意想象、浪漫挥洒。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为目的。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给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表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属于消极修辞。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对号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地胡说、煽情。

这样用修辞学原理就轻松解开了新闻界这个争论已久的难题。这是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

五、有阅读,人不老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一九八四年,我的人生有一个小挫折。也许是境由心生,我注意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虽都落实政策回城安排工作,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很多人身体垮了,学业荒了,不能再重振旗鼓,只有坐家养老,等待物质生命的终了。有一部分“右派”却神奇般地事业复起,演戏、写书、搞研究等,又成果累累,身体也好了,精神变物质。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读书,反而趁机补充了知识,补充了生活。我当时有感写了一首小诗以自勉:“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也就是这两年,我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和重读了一些理论经典。我的一位官场朋友,受挫折后就去读书,他说读书可以疗伤,后来很有学术成就。“文革”中很多学者都是靠读书挺了过来,并留下了著作。毛泽东在去世前的七十多个小时还在阅读。只要有阅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

什么是阅读?阅读就是思考。阅者,看也。但是比看要深一些,它不是随意地、可有可无地观看。是有目的的、带着问题观看,是一个思维过程,边看边想。比如我们说:阅兵、阅卷、阅人、阅尽人间春色,就不说“看兵、看卷、看人、看尽人间春色”。而对不需太动脑子的、浅一点的东西,消遣、娱乐的,则说看,不说阅。如看电影、看风景、看热闹、看耍猴,不说“阅电影、阅风景、阅热闹、阅耍猴”。所以当我们说阅读的时候,心境是平静的、严肃的,也是美好的、向往的。

广义来说,人有六个阅读层次,前三个信息、刺激、娱乐,是维持人的初级的浅层的精神需求,可以用“看”来解决。后三个知识、思想、审美,是维持高级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则只看不行,还要想,这才是真正的阅读,可称为狭义的阅读。

现在电子读物盛行,主要承担提供信息、刺激和娱乐的任务。它的特点是快捷、方便、形象,但也带来另一个问题,浅显、浮躁,形象思维多,逻辑思维少。这有点像计算器的普及,很多人不再费力心算。德国有一个街头测问,多数人不能背九九表。这作为生活实用可以,但作为人的思维训练,生命进化,却是一大缺陷。

钱学森年轻时在美国读书,几个好朋友相约,大家都不看电视。他到晚年还自己剪贴报纸。文字是有一种神奇的诱导人思考、丰富人精神的功能。我注意观察,很多干部家里没有书架,这是一种精神缺失。一次给干部讲读书,我说阅读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和延长,特别是小孩子,不可少了阅读。就算你自己实在不爱看书,为了后代,在家里也要装出爱读书的样子。散场时,有人边走边说:“今天回家后,不读书也要装装样子了。”一说到后代,这个道理一下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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