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第1辑友情02（第1页）

写王安忆需要勇气。梦玮约我写王安忆，我说王安忆不好写，你别着急，容我好好想想。梦玮是春天向我约稿。直到秋天我才写出来。我一直对王安忆满怀敬意，我写得小心翼翼，希望每一句话都不致失礼。1993年，林建法也约我写过王安忆，我对王安忆说，我怕我写不好。王安忆说：“没事的，你写好了。”又说：“每个人写别人，其实就是写自己。”我想了想，才理解了安忆的话意。一个人对别人理解多少，就只能写多少，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理解水平。如果有些地方写得还可以，说明我对安忆理解了。如果写得不好，说明我理解得还不够，接着理解就是了。

2009年9月3日至9月11日于北京和平里追求完美的刘恒

2009年，刘恒被评为全国第四届专业技术杰出人才。中国的作家很多，可据我所知，获得这种荣誉称号的，刘恒是作家中的第一位。北京市人才荟萃，而在这一届全国杰出人才评选中，刘恒是北京市惟一的一位当选者。《人民日报》在简要介绍刘恒的事迹时，有这么两句话：“刘恒长期保持了既扎实又丰产的创作态势，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的领军人物。”

我和刘恒是三十多年的朋友，自以为对他还算比较了解。既了解他的作品，也了解他的人品。我俩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开始，他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是他的作者。经他的手，给我发了好几篇小说。被林斤澜说成“走上知名站台”的短篇小说《走窑汉》，就是刘恒为我编发的。后来我们越走越近，竟然从不同方向走到了一起，都成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驻会专业作家。如此一来，我们交往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刘恒写了小说写电影，写了电影写电视剧，写了电视剧又写话剧和歌剧，每样创作一出手，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刘恒天才般的文才有目共睹。当由刘恒编剧的电影《集结号》红遍大江南北，我们在酒桌上向他表示祝贺时，刘恒乐了，跟我们说笑话：“别忘了我们老刘家的刘字是怎么写的，刘就是文刀呀！”我把笑话接下去，说没错儿，刘恒也是“文帝”啊！

我暂时按下刘恒的文才不表，倒想先说说他的口才。作家靠的是用笔说话，他的口才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不不，正因为作家习惯了用笔说话，习惯了自己跟自己对话，口头表达能力像是有所退化，一些作家的口才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在这种情况下，刘恒充满魅力的口才方显得格外难能可贵。他不是故意出语惊人，但他每次讲话都能收到惊人的效果。我自己口才不好，未曾开口头先大，反正我对刘恒游刃有余的口才是由衷的佩服。2003年9月，刘恒当选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后，在作代会的闭幕式上讲了一番话，算是就职演说的意思吧。刘恒那次讲话，把好多人都听傻了。须知作家都是自视颇高的人，一般来说不爱听别人讲话。可是我注意到，刘恒的那番话确实把大家给震了，震得大家的耳朵仿佛都支棱起来。会后有好几个人对我说，刘恒太会讲话了，刘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他们说，以前光知道刘恒写文章厉害，没想到这哥们儿讲起话来也这么厉害。此后不几天，市委原来管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书记跟作协主席团的成员座谈。副书记拿出一个纸皮的笔记本，在那里翻。我们以为副书记要给我们做指示，便做出洗耳恭听听的准备。副书记一字一句开念，我们一听就乐了，原来副书记念的正是刘恒在闭幕式上讲的那番话。副书记说，刘恒已经讲得很好，很到位，他不必多说什么了，把刘恒的话重复一遍就行了。散会后我们对刘恒说：你看，人家领导都把你的语录抄在笔记本上了。要是换了别人，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听听刘恒是怎么说的，刘恒笑着说：“没关系，版权还属于我。”

北京作家协会的七八个专业作家和二十来个签约作家，每年年底都要聚到一起，开一个总结会，报报当年的收成，谈谈来年的打算，并互相交流一下创作体会。因为这个总结会坦诚相见，无拘无束，简朴有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总结会，作家们对这个总结会都很期待。我甚至听说，一些年轻作家之所以向往与北京作协签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口相传的年终总结会对他们具有吸引力。这个总结会之所以有吸引力，窃以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刘恒每年都参加总结会，而且每次都有精彩发言。在我的印象里，刘恒发言从来不写稿子。别人发言时，他拉过一张纸，断断续续在纸上写一点字，那些字就是他准备发言的提纲，或者说是几条提示性的符号。轮到他发言了，他并不看提纲，也不怎么看别人，他的目光仿佛是内视的，只看着自己的内心。在这种总结会上，刘恒从不以作协主席的身份发言，他只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平等而真诚地与同行交心。这些年，刘恒每年取得的成绩都很可喜。但他从来没有自喜过，传达给人的都是不满足和紧迫感。我回忆了一下，尽管刘恒每年的发言各有侧重，但有一个意思是不变的，那就是他每年都说到个体生命时间储备的有限，生命资源的有限，还是抓紧时间，各自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好。刘恒发言的节奏不急不缓，徐徐而谈。刘恒的音质也很好，是那种浑厚的男中音，透着发自肺腑的磁力。当然，他的口才不是演讲式的口才，支持口才的是内在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力量。一切源于他的自信、睿智、远见、幽默和深邃的思想。

北京作协2007年度的总结会是在北京郊区怀柔宽沟开的。在那次总结会上，刘恒所说的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这两句话代表着他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代表着他的文学艺术观，也是理解他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他说：“我每做一个东西，下意识地在追求完美。”我听了心有所动，当即插话说：“我们在有意识地追求完美，都追求不到，你下意识地追求完美，却追求到了，这就是差距啊！”刘恒的意思我明白，我们的创作必须有大量艰苦的劳动，才会有灵感的爆发。必须先有长期有意识的追求，才会有下意识的参与。也就是说，对完美的追求意识已融入刘恒的血液里，并深入到他的骨子里，每创作一件作品，他不知不觉间都要往完美里做。对完美的要求已成为他的潜意识，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那么我就想沿着这个思路，看看刘恒是如何追求完美的。

追求完美意味着付出，追求完美的过程是不断付出的过程。刘恒曾经说过：“你的敌人是文学，这很可能不符合事实，但是你必须确立与它决一死战的意志。你孤军奋战。你的脚下有许许多多尸首。不论你愿意不愿意，你将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在此之前，你必须证实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是有限的，除非死亡阻挡了你。为此，请你冲锋吧。”刘恒在写东西时，习惯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封闭起来。为了排除电视对他的干扰，他连带着堵上电视的嘴巴，把电视也“囚禁”起来。他写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是1997年的盛夏。那些天天气极热，每天的气温都在三十六七度。他借的房子在六层楼上，是顶层。风扇不断地吹着，他仍大汗淋漓。他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写到中午一两点。饿了，他泡一袋方便面，或煮一袋速冻饺子，再接着写。屋里太热，他就脱光了，把席子铺在水泥地上写。坐在席子上吃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太苦了，这是人干的事情吗？何苦呢！可又一想，农民在地里锄庄稼不也是这样吗！他就有了锄庄稼锄累了，坐在地头吃饭的感觉，心里便高兴起来。让刘恒高兴的事还在后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经发表，便赢得了满堂喝彩。随后，这部小说又被改成了电影和电视剧。特别由刘恒亲自操刀改编的电视剧播出之后，那段时间，人们争相言说张大民。这些年，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拍摄的电视剧不少，但真正立起来的艺术人物却很少。可张大民以独特的艺术形象真正站立起来了。

在全国范围内，或许有人不知道刘恒是谁，但一提张大民，恐怕不知道的人很少。

2009年，刘恒为北京人艺写了一部话剧《窝头会馆》。在此之前，刘恒从未写过话剧，他知道写一部好的话剧有多难。但刘恒知难而进，他就是要向自己发起挑战。在前期，刘恒看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剧本创作期间，他所付出的心血更不用说。他既然选择了追求完美，就得准备着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压力和心理上的折磨。话剧公演之后，刘恒不知观众反应如何，有些紧张。何止有些紧张，是非常紧张。须知北京人艺代表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最高品第，《雷雨》《茶馆》等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都是从人艺出来的。大约是《窝头会馆》首演的第二天，我和刘恒在一块儿喝酒。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天喝的是茅台。我还专门给刘恒带了当天的一张报纸，因为那期报纸上有关于《窝头会馆》的长篇报道。我问刘恒看到报道没有。他说没有，报纸上的报道他都没有看，不敢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很紧张。他向我提到外国的一个剧作家，说那个剧作家因为一个作品失败，导致自杀。刘恒说他以前对那个剧作家的自杀不是很理解，现在才理解了。当一部剧作公演时，剧作家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当时刘恒的夫人张裕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子那里，还是张裕民通过互联网，把观众的反应和媒体的评论搜集了一些，传给刘恒，刘恒才看了。看到观众的反应很热烈，媒体的评价也颇高，刘恒的心情才放松了，才踏实下来。在《窝头会馆》首轮演出期间，刘恒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距离前后看了七场。演员每次谢幕时，情绪激动的观众都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刘恒没有参加谢幕，观众鼓掌，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鼓掌。我想我的老弟刘恒，此时的眼里应会有泪花儿吧！所谓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吧。

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其主要的功能，都是为了表达和传递感情，情感之美是美的核心。刘恒要在作品中追求完美，他必须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和现实世界的情感联系，找到自己的情感积累，并找到自己的审美诉求。我敢肯定地说，刘恒的每部作品里所蕴含的丰富情感，都寄托着他对某人某事深切的怀想，投射着自己感情经历的影子。

刘恒创作《张思德》的电影剧本时，我曾替刘恒发愁，也替刘恒担心，要把一点有限的人物历史资料编成一部几万字的电影剧本，谈何容易！事实表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张思德》的故事情感饱满，人物形象的塑造堪称完美。影片一经放映，不知感动得多少人流下了眼泪。把《张思德》写得这样好，刘恒的情感动力和情感资源何在？刘恒给出的答案是：“我写王进喜、张思德，我就比着我父亲写，用不着找别人。张思德跟我父亲极其相似。”我不止一次听刘恒说过，在写张思德时，他心里一直想的是他去世的父亲。通过写张思德，等于把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找到了一个表达的出口，同时也是在内心深处为父亲树碑立传。刘恒在灵境胡同住时，我去刘恒家曾见过他父亲。那天他父亲拿着一把大扫帚，正在扫院子外面的地。刘恒的父亲个头儿不高，光头，一看就是一个淳朴和善的老头儿。刘恒说他父亲是个非常利人的人，人品极好，在人格上很有力量。他父亲退休后也不闲着，七十多岁了还义务帮人理发。在他们那个大杂院儿里，几乎所有男人的头发都是他父亲理的，包括老人和孩子。谁家的房子漏了，大热天的，他父亲顶着太阳，爬到房顶给人家涮沥青。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父亲感到很高兴。水有源，木有本。不难判断，刘恒不仅在创作上得到了父亲的情感滋养，在为人处事上也从父亲那里汲取了人格的力量。

看《窝头会馆》，看得我几次眼湿。我对妻子说，刘恒把他对儿子的感情倾注在“窝头”里了。我还对妻子吹牛：“这一点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我能看得出来。”刘恒的儿子远在加拿大求学，儿子那么优秀，长得又是那么帅，刘恒深爱着儿子，却一年难得见儿子一次，那种牵心牵肝的挂念可说是没日没夜。在这种情况下，让刘恒写一个话剧，他难免要在剧里设计一个儿子，同时设计一个父亲，让儿子对父亲的行为提出质疑，让父子之间发生冲突。冲突发展到释疑的时刻，儿子和父亲都散发出灿烂的人性光辉。有人评论，说《窝头会馆》缺乏一条贯穿到底的主线。我说不对，剧中苑大头和儿子的冲突就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全剧的焦点。我对刘恒说出了我的看法，刘恒微笑着认同我的看法。刘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写苑大头和儿子的关系，那不就是我跟儿子的关系么！”

刘恒追求完美，并不因为这个世界有多么完美。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个世界是残缺的，不完美的，刘恒才有了创造完美世界的理想。而要创造完美世界，是很难的。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创作者都有局限性。我的胳膊有限，腿有限；经历有限，眼界有限；世俗生活有限，精神生活也有限。最大的局限是，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生啊！我早就听刘恒说过一个作家的局限性。他认为，我们得认识到这种局限性，承认这种局限性，而后在局限性里追求完美，追求一种残缺的完美。正因为有限，我们才有突破有限的欲望。正因为残缺，我们对完美的追求才永无止境。

刘恒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虚证》，因为这部小说没有拍成电影，也没有改编成电视剧，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刘恒也说过：“一向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虚证》是个例外，它体现了我真正的兴趣。”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刘恒极力突破局限、并奋力追求完美的一个例证。刘恒的一个朋友，在身上坠上石头，跳进北京郊区一个水库里自杀了。在自杀之前，他发了几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自己是对的。可巧这个人我也认识，我在《中国煤炭报》副刊部当编辑时，曾编发过这个人的散文。应该说这个人是个有才华的人。自杀时，他才三十多岁，已是某国营大矿的党委副书记，前程也很好。他的自杀实在让人深感惋惜。他的命赴黄泉让刘恒受到震动，刘恒想追寻一下他的生命历程和心理历程。刘恒想知道，这个人到底走进了什么样的困境，遭遇了多么大的痛苦，以至于非死不能解脱自己。斯人已去，实证是不可能的。刘恒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虚证的办法自圆其说。刘恒这个小说的题目起得好，其实小说工作的本质就是务虚，就是虚证。刘恒将心比心，把远去的人拉回来，为其重构了一个世界。这个人从物质世界消逝了，刘恒却让他在精神世界获得新生。更重要的是，刘恒以现实的蛛丝马迹为线索，为材料，投入自己的心血，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是心灵化的，也是艺术化的。它介入了现实世界，又超越了现实世界。它突破了物界的局限，在向更宽更广的心界拓展。刘恒之所以对这部小说比较满意，大概是觉得自己在突破局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吧。

对于完美，刘恒有自己的理解和标准。不管做什么作品，他给自己标定的目标都是高标准。为了达到自己标定的标准，他真正做到了扎扎实实，一丝不苟。一丝不苟不是一个陌生化的词，人们一听也许就滑过去了。但在形容刘恒对审美标准的坚持时，我绕不过一丝不苟这个词。如果这个词还不尽意，你说刘恒对完美标准的坚持近乎苛刻也可以。由刘恒担纲编剧的电影《集结号》，是中国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好电影。在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连长谷子地，一直在找团长，问他有没有吹集结号。他的问最终也没什么结果。谷子地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牺牲精神和浓重的悲剧感的确让人震撼。刘恒提供的剧本，直到剧终谷子地也没有死。可导演在拍这个电影时，却准备把谷子地拍死。刘恒一听说要把谷子地拍死就急了，他找到导演，坚决反对把谷子地拍死。一般来说，编剧把剧本写完，任务就算完成了，剩下的事都由导演干，导演愿意怎么拍，就怎么拍，编剧不再参与什么意见。可刘恒不，刘恒作为中国电影界首屈一指的大编剧，他有资格对导演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加上刘恒在电影学院专门学过导演，还有执导电视剧的实践经验，他的意见当然不可等闲视之。通过对这个具体作品、具体细节的具体意见，我们就可以具体地看出刘恒所要达到的完美标准。这个标准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除了在目前政治背景下对一部电影社会效果的总体把握，除了对传统文化心理和受众心理的换位思考，还有对电影艺术度的考虑。所谓度，就是分寸感。任何艺术门类都讲究分寸感，一旦失了分寸，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完美的艺术。刘恒说：“悲剧感的分寸，跟人生经验有直接关系。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人物已经非常悲恸了，但我们的观众没有悲恸感。因为所谓的悲剧效果是他自己造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刘恒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朋友们聚会，点什么菜，喝什么酒，他都微笑着，说随便，什么都行。可在艺术上遇到与他完美艺术追求相悖的地方，他就不那么随和了，或者说他的倔劲就上来了，简直有些寸步不让的意思。不知他跟导演说了什么样的狠话，反正连导演也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给谷子地留了一条生路。从电影最后的效果看，刘恒的意见是对的，他的“固执己见”对整部电影具有拯救般的意义。倘是把谷子地拍死，这个电影非砸锅不可。

刘恒在创作上相当自信。他所取得的一连串非凡的创作业绩支持着他的自信。有自信，他才不为时尚和潮流所动，保持着自己对完美艺术标准的坚守。同时，他对自己的创作也有质疑，也有否定。通过质疑和和否认，他不断创新，向更加完美的艺术境界迈进。刘恒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是部好小说。在写这部长篇时，他把自己投进去，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以致在写作过程中，他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不止。他的哭把他的妻子张裕民吓坏了，也心疼坏了，张裕民说：“咱不写了还不行吗，咱不写了还不行吗！”这样劝刘恒时，张裕民的眼里也满含热泪。但不写是不行的，刘恒哭一哭，也许心里就好受些。哭过了，刘恒擦干眼泪，继续做他的“白日梦”。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有过几次嚎啕大哭的经历，但都不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我写到动情处，鼻子一酸，眼睛一湿，就过去了。像刘恒这样在写一部小说时几次大哭，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都很少听说。

可后来刘恒跟我说，他对这部小说质疑得很厉害。依我看，这部小说的质量不容置疑，他所质疑的主要是自己的写作态度。他认为自己掉进悲观的井里了，“一味愤世愤世，所愤之世毫毛未损，自己的身心倒给愤得一败涂地。况且只是写小说，又不是跟谁拼命，也不是谁跟你拼命，把自己逼成这个样子实在不能不承认是太不聪明了。”于是刘恒要求变，要把自己从悲观的井里捞出来，从愤世到企图救世，也是救自己，救自己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刘恒求变的作品之一。到这部作品，他“终于笑出了声音，继而前所未有的大笑起来了”。有人曲解了刘恒这部小说的真正含义，或许是故意曲解的。刘恒一点都不生气。谁说曲解不是真正含义的延续呢，这只能给刘恒增添更多笑的理由。我也不替刘恒辩解，愿意跟他一块儿笑。我对刘恒说：“你夫人叫张裕民，你弄一个人叫张大民，什么意思嘛！”刘恒笑得很开心，说这是他的疏忽，当时没想那么多。张裕民也乐了，说：“对呀，你干吗不写成刘大民呢，以后你小说中的人物不许姓张。”

刘恒对完美艺术的追求，还体现在他对多种艺术门类创作的尝试上。上面我说到他写了话剧《窝头会馆》，2009年，他还写了歌剧《山村女教师》。刘恒真是一个多面手，什么样的活儿他都敢露一手。2008年秋天，我们应朋友之约，到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去河南之前，刘恒说他刚从山西回来。我问他到山西干什么去了，他说到贫困山区的学校访问了几个老师。他没怎么跟我说老师的情况，说的是下面一些买官卖官的现状。刘恒的心情是沉重的，觉得腐败的现象太严重了。我以为刘恒得到素材，准备写小说。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接下了创作歌剧的活儿，在为写歌剧做准备。刘恒很谦虚，他说他不知道歌剧需要什么样的词，只不过写了一千多句顺口溜而已。《山村女教师》在国家大剧院一经上演，如潮的好评便一波接一波涌来。很遗憾，这个剧我还没捞到看。我的好几个文学界的朋友看了，他们都说好，说很高雅，很激动人心，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在北京作协2009年度的总结会上，刘恒谈到了《山村女教师》。他说他的文字借用了音乐的力量，在音乐的支持下才飞翔起来。歌声在飞翔，剧情在飞翔，听歌剧的他仿佛也有了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看到音乐指挥张开着两个膀子，挥动着指挥棒，简直就像一只领飞的凤凰，在带领听众向伟大的精神接近。那一刻，刘恒体会到，艺术享受是人类最高级的享受，也是人类最幸福的时刻。他说：“我们都是凡人，从事了艺术创作，才使我们的心灵有了接近伟大的可能。”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根本，源于刘恒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源于刘恒无可挑剔的高尚人品。作家队伍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这个群体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毛病的人也随手可指。但是，要让我说刘恒有什么缺点，我真的说不出。不光是我，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文学圈子中人，也有文学圈子以外的人，提起刘恒，无不承认刘恒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奉行完美主义的人。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刘恒这里，这句俗话恐怕就要改一改，金可以无足赤，完人还是可以有的。我这样说，一贯低调的刘恒也许不爱听。反正我不是当着他的面说，他也没办法。刘恒有了儿子后，曾写过一篇怎样做父亲的文章，文章最后说：“看到世上那些百无聊赖的人；那些以损人利已为乐的人；那些为蝇头小利而卖身求荣、而拍马屁、而落井下石、而口是心非、而断了脊梁骨的人……我无话可说——无子的时候我无话可说。现在我有了儿子，我觉得我可以痛痛快快说一句了：我不希望我儿子是这样的人！”这话看似对儿子的规诫，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刘恒是一位内心充满善意、与人为善的人。如果遇到为人帮忙说好话的机会，他一定会尽力而为。有一个作家评职称，申报的是二级。刘恒是评委，他主张给那个作家评一级。刘恒的意见得到全体评委的认同，那个作家果然评上了一级。刘恒成人之美不求任何回报，也许那个作家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他极力帮忙的人是谁。同时，刘恒也是一个十分讲究恕道的人。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和刘恒交往几十年，在一起难免会说到一些人，在我的记忆里，刘恒从不在人背后说人的不是。刘恒只说，他们都是一些失意的人。或者说，他们活得也不容易。对网络传的对某些人的负面评价，刘恒说：“我是宁可信其无，不信其有。各人好自为之吧！”

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据说追求完美的人比较脆弱，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刘恒遭人嫉妒了，被躲在暗处的人泼了污水。好在刘恒的意志是坚强的，他没有被小人的伎俩所干扰，以清者自清的姿态，继续昂首阔步，奋然前行。刘恒的观点是，我们应尽量避免介入世俗的冲突，避免使自己成为小人。一旦介入冲突，我们就可能会矮下去，一点点变小。我们不要苍蝇和蚊子的翅膀，我们要雄鹰的翅膀。我们要飞得高一些，避开世俗的东西，到长空去搏击。

2010年3月5日至3月16日于北京和平里文轩的力量

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那一刻，现场一片欢呼之声。曹文轩微微笑着，并没有显得特别兴奋。他眼睛里闪耀着的也是喜悦的光芒，但人还是坐得稳稳地。我猜文轩在心里说的是，这没什么，不得奖没什么，得了奖也很正常。文轩早已修炼得宠辱不惊，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到从容，淡定。

是在北京作协的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我听到文轩反复说到淡定这个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淡者，定也。只有把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看得淡一些，才能始终保持安定平和的心境。

知道了文轩获奖的消息，我想我应该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向文轩祝贺一下。又一想，文轩一定处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之中，他已经被热闹闹得够呛，我就不打扰他了。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等见面再当面向他祝贺吧。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从矿区调到北京不久，就听陈建功跟我说起过曹文轩，知道曹文轩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小说写得也不错。跟曹文轩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87年秋天，在平谷的金海湖畔，我们一块儿参加《北京文学》的笔会。在那次笔会的座谈会上，文轩准备了稿子，作了重点发言。记得文轩主要谈的是文学中的审美，如何在并不太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美，表现美，创造美的心灵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有一位女作家对文轩发言的评价是，以前只听说过曹老师讲起话来激情四射，神采飞扬，很有感染力。如今得以领教，果然名不虚传。

之后北京作协换届，文轩和我都当上了作协的副主席，见面和交往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办全国煤矿作家培训班时，我曾请文轩讲课，文轩爽快地答应了。我主持讲课时，特意对学员们说：中国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作者都渴望能到北大读书，但能到北大读书的人总是很少。今天我把著名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请来给大家讲课，大家也算到北大读了一次书吧。那次文轩着重讲的是读书和写作的关系。他说每个作者也都是读者，首先当好读者，然后才能当好作者。而要当好作者，并不在于读多少书，在于读好书，会读书。他认为好书有着高贵的血统，一个作者把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读多了，读透了，自己的心灵也会逐渐变得高贵起来，审美趣味就会提高。作品出于心，心灵高贵的人写出的作品就会有着高雅的格调，就不会流俗。

让人比较难忘的是，十多年前的2005年夏天，我和文轩，还有北京的十多位作家、评论家，一块儿去了一趟北欧五国，其中包括安徒生的祖国丹麦。我是先知道世界上有个作家叫安徒生，而后才知道安徒生是丹麦人。安徒生的名字和丹麦紧紧联系在一起，安徒生是丹麦一个巨大的存在，我们去丹麦，很大程度上是奔安徒生去的。在丹麦期间，我们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围绕安徒生展开。我们参观安徒生故居，在安徒生戴着高筒礼帽的塑像前照相，在海边美人鱼的雕像前留影。记得文轩带了一台挺好的相机，他自己拍了不少照片，也为朋友们拍了不少照片。他在一座小木屋旁边为毕淑敏拍照时，我从小木屋的窗口往外一探头，他把我也拍了进去。文轩说那张照片挺好玩的。哪天我得跟文轩要那张照片。

后来我想到，我们那次同行的十几个作家中，只有文轩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我们看了许多与安徒生有关的东西，看了也就看了，并没往心里去，心底没起什么波澜，没有把自己和安徒生联系起来，甚至连安徒生奖这个奖项都不知道。只有文轩是用心的，他的心是有准备的心。他定是提前做了功课，带着景仰、虔诚和学习的心情，在向安徒生致敬。文轩获得安徒生奖后，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那次安徒生的故乡之行。他说当时网络上对安徒生的当代价值提出了疑问，以至不惜否定安徒生的现实意义。文轩的信念是坚定的，始终如一的。他认为安徒生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精神，依然是人类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多年来，在多种场合，文轩一直旗帜鲜明的反对低俗、庸俗和丑恶的东西，一直在强调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美的力量不亚于思想的力量，甚至大于思想的力量。这些几乎成了文轩的文学观，而且是成熟的、不变的文学观。当今的世界变化很快，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有的作家的文学观随之变来变去，以为能应变才显得有力量，才能跟上潮流。其实在巨变的激流中保持不变，则更需要坚如磐石般的力量，才经得起冲击，才显得更加强大。

2016年4月18日早上于福建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