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第二部分闻香法兰西第一章 伟大的启蒙运动（第1页）

世纪，兴起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启蒙”一词在法文里有光明、智慧等义，思想家们认为教会铁幕笼罩下的中世纪受到神权的禁锢，人民的思想不开化。要改变这种愚昧无知的状态，必须依靠一场革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至上”，提倡理性，要把人们从教会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延续100多年的启蒙运动思潮中，许多思想巨人纷纷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思想巨人”孟德斯鸠

如果一个人能够抨击他所属的阶级，无论如何，他总是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有勇气的，孟德斯鸠（1689-1755）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有勇气，而且有大无畏的精神，对他处的阶级和时代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孟德斯鸠（1689-1755年），原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出身于穿袍贵族世家，曾任波尔多高级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各种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也可以说是18世纪的“哲人”们的一大共同特征）。在担任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曾写过一些物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论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写一部“地球地质史”。1721年，孟德斯鸠因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书而一举成名。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书信体小说。这部开创了哲理小说之先河的作品由160封信组成。作者通过两位旅居巴黎的波斯贵族青年向本国亲友描述自己所见所闻的形式，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路易十四逝世前后法国的社会现实。书中两位波斯贵族青年对巴黎时弊的针砭，无疑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对路易十四绝对君权的态度。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对“太阳王”的极端专制深恶痛绝的孟德斯鸠在揭露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和政策的失误后，对欧洲不少国家已在实行的君主专制下了这样的结论：“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要求他们支持相当长的时间而保持纯洁，至少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此外，孟德斯鸠还在书中借波斯人之口宣扬他自己的反教会观点。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其家族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一职，前往巴黎。几年后，他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之旅。在这次旅行中，孟德斯鸠的足迹踏遍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不过，最令他流连忘返、并深有感触的国度则是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他怀着对自由的羡慕，在这里呆了整整18个月。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诚然，这部史论专著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其史学价值也难以高估，但全书立论之深刻有力，文笔之流畅、生动，使得该书仍不失为传世之作。孟德斯鸠写作此书的本意是通过引证历史来反对专制制度。他在书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具有勤劳、勇武、爱国家、爱荣誉、爱自由的美德。而帝制时期的罗马之所以一天天衰亡下去，其重要原因就是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孟德斯鸠还从罗马的盛衰中得出如下启示：古老的政体如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就会被革命力量推翻。革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但社会向前发展了，比停滞不前要好。任何强大的帝国都有兴盛和衰亡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完成这部巨著，孟德斯鸠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来构思与写作。《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他也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孟德斯鸠在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其影响最大的是其政体分类论和三权分立说。

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在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中，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实行“人治”；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虽也有国王，但他得通过由世袭贵族、在职贵族、纳税入团、民选议会组成的中间权力机构来治理国家；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里，由全体人民自行治理。孟德斯鸠在对这三类政体的本质进行剖析后，明示孰优孰劣：基于“道德”的共和政体虽好，但很难做到；专制政体基于“恐怖”，必须坚决反对。因而，基于中间权力机构全体成员的荣誉感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孟德斯鸠对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则赞叹不已。正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孟德斯鸠发挥了洛克在《论国民政府》一书中提出的分权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理论。根据三权分立理论，国家权力可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三权必须分授不同的人或团体独立行使，不能同时落入一人或一个团体之手；为确保公正，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彼此制衡。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在其生前虽未被路易十五所采纳，但在其身后，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直至今日，三权分立仍被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国家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启蒙运动导师伏尔泰

比孟德斯鸠略小几岁的伏尔泰虽然成名也稍晚于前者，但他在18世纪法国的影响力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并被人们视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伏尔泰（1694-1778年）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出身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任法院公证人。伏尔泰中学时期就读于巴黎左岸的路易大王中学。该校在当时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之一。在这里，伏尔泰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令师友们刮目相看，而且还充分展露出他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才华。中学毕业后，伏尔泰打算以文学为职业，但他父亲警告他道：从事写作等于走向贫困之门。迫于父命，伏尔泰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但不久，他就违抗父命，投身于文学创作。1717年与1725年，伏尔泰相继因写讽刺诗得罪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以及与贵族发生冲突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1726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约有3年之久。其间，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赞叹不已。回国后，伏尔泰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以及以宗教神学为精神支柱的法国封建专制政府和司法机构的种种无耻行径。为此，他的作品曾被查禁，本人也屡遭迫害。尽管如此，伏尔泰从未停止过用笔进行战斗。

伏尔泰既是卓越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高产作家，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其中最著名的有《哲学通讯》、《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一译《风俗论》）、《老实人》、《天真汉》等等。

伏尔泰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比如，他指出教会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之上的，是“最卑鄙的混蛋所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教皇和神甫都不过是一群“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不过，天主教会之所以把伏尔泰视为恶魔和死敌，不仅是因为伏尔泰对教会的攻击态度最为激烈，文字也最多，而且还因为他这方面的文字往往能够快捷、广泛地传播，在公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确实，伏尔泰文笔的辛辣在18世纪无人可望其项背。人们只要读一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深刻地感受到伏尔泰嬉笑怒骂的力量。

在《耶稣会士自中国被逐记》中，伏尔泰杜撰了一段雍正皇帝与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对话：“上帝之母实则并非骨肉之躯，而是木雕一具。我们有些兄弟言此像实为其子上帝所雕，上帝原为一出色之细木工。--一个木匠上帝！上帝为一女子所生！此话令朕惊叹不已！--哦，陛下，她并非一成年女子，实乃一小丫头而已。她确已婚配，并生有另两子，均名雅各……然确是十足的童贞女。--什么！她有子，却仍是童贞女！--确实如此。事情恰妙在此处，正是上帝使其产下一子。--朕不知此话怎讲。卿方才称其为上帝之母，莫非上帝与其母同床后又生下自己？--圣上英明，所言极是，对圣事，您已悟到些精髓了。……”

不过，尽管伏尔泰对天主教的“上帝”极尽嘲讽之畿事，但他本人在宗教问题上仍未达到无神论的境界。伏尔泰的宗教观是自然神论。他仍承认存在着一个被牛顿称为“钟匠”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伏尔泰之所以坚持承认上帝的存在，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考虑，即以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自由行动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的秩序。

在政治上，伏尔泰基本上是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直至晚年才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他既对专制君主制深恶痛绝，又对共和制采取否定态度，并把改革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思想开放、头脑理智的君主身上。如他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就力图通过对路易十四的光辉功业及优点的赞颂和美化，反映出开明君主的重要。

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

从18世纪50年代起至法国大革命爆发，是启蒙运动的后期。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气势更为宏大壮阔、斗争更加彻底、激进的特征。这一时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比老一代启蒙思想家更为激进。

尽管绝大多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把“开明君主制”奉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但他们中却有一人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提出了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启蒙思想家就是让·雅克·卢梭。

卢梭（1712-1778年）出生于日内瓦一个法裔钟表匠的家庭。在他呱呱落地后仅5天，他的母亲即因患产褥热不治而亡。1722年，他的父亲为躲避牢狱之灾只身逃离日内瓦。由此，年仅10岁的卢梭就完全失去了双亲的呵护。因家境贫寒，卢梭从12岁起就开始当仆人、学徒。在他16岁那年，卢梭从充任其监护人的舅父家出走，开始过流浪生活。其间备尝人间艰辛。从1732年至1740年，卢梭在红粉知己华伦夫人的照顾下，曾有过8年安居欢愉的时日。在这8年中，卢梭如饥似渴地读书，学识大增。1741年，29岁的卢梭来到巴黎，并结识了狄德罗。在巴黎默默无闻地过了近十年后，1749年，卢梭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参加了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有益还是有害”的征文竞赛。结果，他因荣膺榜首而一举成名。其后几年，卢梭又陆续写成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绮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许多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既给卢梭带来了声誉，也招致了政府和教会的残酷迫害。从1762年起，卢梭为逃避逮捕，先后逃到瑞士、普鲁士、英国等地。1770年，在法国当局宣布对他赦免后，卢梭才返回巴黎定居。卢梭晚年的重要作品有自传《忏悔录》和为自己辩护的《孤独的散步者的冥想录》。1778年，卢梭告别人世。

环视此期众多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惟一一位在社会底层度过青年时代，从事过各种“卑贱”的工作，甚至像乞丐一样被送进收容所的人。在与他齐名的几位启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庄园、同时又担任过法院院长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与之交往的也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就连狄德罗也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因违抗父命而被迫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谋生，但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或许正是这一原因（至少是一个主要原因），使卢梭显得比其任何一位同道都要激进。

卢梭的激进在其政治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从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论证了自由、平等的重要。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因为“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可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随着国家的形成，不平等加深了。及至专制暴君出现后，不平等也发展到了极点。通过阐述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引出了结论：民众有权以暴力推翻暴政。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民主权思想。他指出，所谓人民主权就是以公共意志为最高权力，其具体体现就是由全体人民根据自身利益所制订的社会契约。既然人民主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也就都享有主权，同时也须服从主权。换言之，在最高主权面前人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有人不服从，社会契约就强迫他服从，即迫使他自由。卢梭还十分重视法治。他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护卫，也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之，通过“社会契约”的学说，卢梭提出了全新的国家组织原则，而“人民主权论”则更是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旗帜。也正是这一原因，《社会契约论》在大革命中被视为一部民主宪章，而卢梭本人的声望在当时也超过其他任何启蒙思想家。

卢梭是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歌德曾经说过，“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则开辟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