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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2章 改稻为桑的成本（第2页）

“最麻烦的是分田，一户人家，到底有多少田亩，需要丈量，丈量得多了，朝廷就吃亏，就要多给补偿，丈量得少了，百姓就吃亏，改稻为桑就做不下去。”

“更何况，如何确保这些钱能真的到百姓的手中呢？还是需要监督。”

“田有良田，有中田，有贫田，有些田能种桑，有些田种不了桑，如何划分？”

“其实只要是这分钱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钱是固定的，有的人多分，就一定会有人少分，如何分钱是一方面，如何保障下边的人按需去分，有权力的不趁机多分，又是一方面。”

“而为了防范腐败所多产生出来的这些钱，就是反腐成本。”

事实上据秦宜禄所知，防腐成本的这个事儿，其实是极其魔幻的，据说在现代社会，如欧美等国家，防腐成本几乎是事情本身成本的两倍以上，甚至更夸张。

以扶贫为例，经常出现扶贫需要砸下十个亿，区分谁需要扶贫需要话三十亿，这种奇葩的操作出来

到最后，可能是觉得这样区分谁贫的代价太高，干脆就不区分了，有钱的没钱的一块发了。

杜萍道：“所以夫君认为，安利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安利号虽然是权贵的联盟，但它的核心依然还是商业，商业的核心是互通有无，商人通过商业的方式实现对百姓的剥削，朝廷再通过剥削商人的方式取国用。”

“商人做事，最大的好处是他没法明着打朝廷的招牌，雇工给钱，天经地义，安利号的商人势力再大，顶多也就只能巧取，没有办法豪夺的。”

还是以改稻为桑为例，这件事如果由朝廷直接去做，则必然耗资糜巨，且必然难以面面俱到。

“但如果将这件事委托安利号，要如何运行呢？”

“各地粮价不稳，朝廷要想直接调粮也困难，让人采买也难，直接从库里出，搞不好是要更出幺蛾子的，不如索性便将其换成钱，通过招标的方式，发给商人，让商人拿着我们的钱，去买粮，让他们拿着买来的粮食去找桑农，给粮，也承包土地，约定年底收丝。”

“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官府，是因为一旦官府违约失信，则老百姓几乎除了认栽之外就别无他发，然而商人不会，而且商人之间是有竞争的。换言之就是有竞争而无强制，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让利给百姓了，为了更快速度的买到更多的丝，一定会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跟当地农民达成承包土地的协议，为了速度，这时候哪怕是让他们稍微吃点亏，恐怕他们也都是愿意的。”

“如此，农民从商贾的手里得到了粮，有了粮心里就不慌，就可以安心的改稻为桑了，到了秋收的时候如果商贾收丝的时候玩花样，百姓可以告官，还可以纠集乡里，讨要公道，最不济，也可以干脆一把火烧了桑田，来一个鱼死网破，总之，农民拿捏商贾的手段是有的是的，可能会受欺负，但至少不会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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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安利号的意义”

“当然，这其实也只是中策，并非是上上之策。”

“啊？那，何为上上之策呢？”

“朝廷要给商贾钱，本质上，给的是税款，而税款，也是朝廷从百姓手里收上来的，朝廷收钱，这个钱还是会有损耗，说白了，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似乎无法避免的，真要治理，这个反贪腐的成本必然会很高，这么高的反贪成本，还是要落在百姓的身上。”

“与其如此，莫不如一开始就干脆别给这些商贾钱，而是将其变成退税减免，如此一来，就减少了给钱的话过程中的贪腐折损，而安利号的商人，大多都是有一定背景的，说白了就是背后有安利号给他们撑腰，只要他们占着理，谁能对他们肆意盘剥呢？”

杜萍闻言也是感叹：“妙极，妙极，如此一来，朝廷非但少了征粮、运粮种的损耗，更能使商贾、豪强之流自发的行动起来，当真是妙，妙不可言啊。”

秦宜禄闻言，也是自得一笑。

这本质上属于赈灾的制度，同样，还是跟宋朝学的。

宋朝就是这样用商贾的，宋朝是能不用朝廷办的事儿，就尽量不用朝廷办，能甩给商贾办的事儿就尽量甩给商贾。

而且能不给商贾钱的时候，就尽量不给商贾钱，采取的是一种茶引、盐引等手段，其实也变相的相当于是免税了。

贪官污吏是杀不完的，尤其是这种赈灾的事儿，那些自以为能靠能力，手腕，刀子，就能逼迫大小官吏清廉干活儿，以为靠杀人就能震慑贪官，实现政治清明的人，大多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之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贪官，永远也杀不绝，而且一旦杀起来，光是查贪官，就组已经将朝廷的十分力气耗损九分，剩下的一分力气，还能赈得好灾么？

刀子这玩意撑死了也就能管得住县衙及以上，可是县以下的基层，管得住吗？那得准备多少把刀？如何保证刀子不钝？

如果直接从各地州府调派钱粮，各地州府的上下官吏必然也会上下齐手，尤其是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恐怕会是天文数字。

古时候打仗，说什么十石粮运到地方剩半石，其实那九石半里真正吃到民夫肚子里的能有半石就不错了，剩下的粮食去了哪，从来都是个心照不宣，不可说之事。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弊端，比如北宋时期，各大商贾渐渐的开始仗着朝廷的特许经营，开始垄断市场，做了行头。

再比如朝廷让商贾运粮，商贾往往也会通过市场的手段，恶意抄高良家，朝廷给盐引，商贾也会尽量压低盐价。

说白了就是商贾欺负朝廷。

当然，古今中外所有的商贾欺负朝廷，本质上都是另一种腐败罢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做是可以有效的抬高腐败成本的。

这又怎么能说商贾无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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